文化如何影響經濟?由「商人精神」到「消費心態」從Samuel Adrian Adshead專書Material Culture in Europe and China, 1400-1800: the Rise of Consumerism(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談起

邱澎生(1998年11月草稿)

註:本文後來修改發表於《新史學》十卷三期(1999年)

Adshead新書是本主旨在討論歐洲與中國近世「物質文化」(material culture)變遷以及「消費主義」(consumerism)興起的史學專著。作者特別勾出「物質文化」與「消費主義」兩個關鍵概念,藉以考察十五世紀以下世界經濟「全球化」(globalization)發展過程中上述兩個關鍵概念的演變,並進而討論其歷史意義。Adshead所謂的「物質文化」主要是指人們對各類物質的價值尺度,所謂的「消費主義」則主要指人們對各類物質表現出來的一種特殊消費心態。對作者而言,所謂「物質文化」或是「消費主義」基本上都是一種反映價值與心態的文化現象,而本書副題所用的近世「消費主義的興起」則被作者視為是推動經濟成長的動力。

Adshead本書處理的價值觀與心態推動經濟成長的主題,供給了我們可以討論文化與經濟現象間複雜互動關係的憑藉,成為全書最引起我興趣的焦點。因此,我初讀Adshead此書即將注意力特別放在他如何處理「文化如何影響經濟」這個議題上。然而,通讀全書後,我發現,儘管作者書中屢次提及近世歐洲與中國「消費主義」興起這個文化現象對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但他卻一直未較詳細地鋪陳文化如何實際影響經濟的過程與步趨。如果我們採取比較體貼作者在〈自序〉提及的一些簡明寫作動機「要用一種較長時段與較高視點的研究方式」,說明消費主義出現的這個歷史現象,那麼,集中評論作者對「文化如何影響經濟」這個議題的處理方式,可能會變成「評錯了問題」;但若對作者嚴格些,則他貫穿全書屢屢提及的基本論斷「物質文化與消費心態推動了經濟成長」,又是讀者不得不檢視的重要問題。無論如何,本文以下對Adshead此書的討論,不能算是一般形式的「書評」,而只能說是針對Adshead書中不斷顯露的「物質文化」價值觀與「消費主義」心態影響經濟發展鉅大的主題,所做的一份讀書報告。主要重點不在評論Adshead,而是藉此「順便」反省自己未來該如何處理「文化如何影響經濟」這個議題。

「文化如何影響經濟」其實是個老議題,其中最為史學界熟知的討論,大概是Max Weber有關新教倫理與現代資本主義興起的命題。新教倫理是種思想與文化現象,其與現代資本主義興起之間的「弔詭」關係,正是Weber《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最引人側目之處;Weber另外在〈世界宗教的社會心理〉一文,即曾特別針對「文化」中的「思想」與「世界觀」部份,提綱挈領式地描述了其與包含經濟行為在內的「人的行動」之間的密切關係:

是利益(物質的和思想的),而不是思想,直接宰制了人的行動。可是,由「思想」所創生的「世界觀」,卻往往又像管鐵路的轉轍手,決定了受利益推動的行為方向。(轉引孫中興,1987:206)

在Weber看來,那些由「利益」所「直接宰制了人的行動」層面,當然是構成人群與個人經濟活動的主體;可是,這種「經濟活動」的發展型態與演變方向,卻又是由「思想所創生的世界觀」所主導(註1)。

考察經濟發展的歷史與現狀,是否可以不管經濟活動者的「思想、意識型態、世界觀」等文化因素?至少由Weber的立場來看,答案自然是否定的。那麼,該如何回答「文化如何影響經濟」的問題?深受Weber「理解社會學」(註2)影響的人類學家Clifford Geertz則曾提供了可能的研究方案。在觀察當代印尼Modjokuto與Tabanan兩市鎮的經濟發展過程時,Geertz不僅批判了當時發展經濟學一昧視「未開發國家」當地文化傳統為負面因素的作法,更進而強調支撐現代經濟發展必需要有相應的本地文化做配合,他指出:經濟成長過程中,至少要由本地文化提供以下兩項助力:一是在社會價值觀方面為強烈營利動機的茁長提供足夠的正當性。當市場經濟自其他社會制度中分化出來(differentiated social institutions)時,要能使那些伴隨市場經濟而產生的強烈營利動機,具有更加獨立於其他社會制度運作下非營利動機的自主空間。二是要為整合商品生產或是市場銷售等經濟活動,提供一套專門特定的志願合作典範(specialized ethical code)。兩項內容都與文化有關,同時也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Geertz, 1963: 138)。至少由1980年代以來,學界已累積了眾多分析當代東亞國家文化傳統對經濟發展影響的作品(註3),但似乎都可大致包含在Geertz所指文化對經濟成長兩項作用的範圍:強調營利動機層面的,偏重在考察分析「經濟倫理」或是「商人精神」對資本累積甚或企業家能力的培鑄養成;強調合作典範層面的,則偏重在梳理評估「人際網絡」或是家族同鄉「關係」對市場信用機制的形成鞏固。無論是何種層面的分析,都關連到「思想、意識型態、世界觀」等文化因素如何對經濟發展產生作用。

討論明清時代文化如何影響經濟的議題,當然要特別提及余英時先生的有關作品(余英時,1987、1996、1998)。余氏自承個人思考明清「商人精神」對當時商業經濟作用時也是受到Weber前述命題的啟發(註4),儘管以後許多學者都對余氏誤用韋伯「新教倫理」概念作出批評(註5),但是,至少余氏將學界可供討論此議題的時間向度,有效地向上拉長了至少五百年,對照於1980年以來只能模糊討論廿世紀後半當代東亞國家經濟發展中「文化傳統」作用的眾多著作而言,余氏作品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

余氏自明清文集發掘出許多寶貴史料,點出中國近世商人與儒家士人間頻繁「士商相雜」以及「賈道」興起過程中的士人、商人交互影響史實(註6),進而論証眾多明清商人與儒生形成的「從商」或是「做教主」兩種新型人生志業選擇的風潮。余氏強調,這兩種選擇其實是受到社會上兩股力量的影響,一是政治專制化加深帶來的壓力,一是商業化、宗教化等社會變局產生的吸力,一壓一吸之間,使聰明才智之士在選擇出仕從政之外,或是選擇經營行商坐賈,或是立志創成「三教合一」式的教主。在余氏看來,在晚明以下的社會局勢與人生志業抉擇的轉變過程中,同時發生了「賈而士行」與「士而賈行」兩面向的變化,一方面是商人的自覺自足,提出了「賈道」概念,從而使商人「士大夫化」;另一方面則是士大夫頻與商人聯姻通婚、坦然收受潤筆的新「辭受」標準,甚至發諸為商人商業利益辯護的政策時論,這些現象可謂為士大夫的「商人化」。與「賈而士行」與「士而賈行」同時,則是新型「義利觀」、「公私觀」、「侈靡論」、「富民論」等社會思潮的普及(余英時,1996:14-27、1998)。

「賈道」的出現與顯著,對經濟發展最重要的作用,可能在其更有效地減緩了主流社會價值觀中對獲取「私利」的敵視程度,從而增強了商人從事利潤累積行為在社會價值觀中的道德正當性。這是發生在十五世紀以後「重義輕利」傳統態度的重要轉變,「以公護私」等新型「義利之辨」觀念在會館組織中的出現(劉廣京,1987:41),更使這種觀念成為一種「制度性的存在」。

然而,儘管余氏多次用史料論証「士商相雜」與「賈道」絕非孤立特例而是相當普遍的現象,但是,我們還是不禁要質疑:到底那些受到「賈道」或「商人精神」影響的明清商人,其人數是否真的多到具有關鍵數量(critical mass)從而不只是一種「非典型性」(atypical)的現象?就算史料限制無法得知人數比率,還是留下一層更重要的問題不能逃避,亦即:那些具有「賈道」的商人,在其實際經商過程中,究竟受到此種新型價值觀多少影響?「賈道」對明清商人經濟行為的實際影響,真能像Weber形容的「像管鐵路的轉轍手,決定了受利益推動的行為方向」?或是,那些所謂「公義私利之辨、良賈何負閎儒」云云,也許只不過是商人和士大夫相互「論交」時的場面話?如何評估「賈道」對商人經濟行為的實際作用?這仍是個有待深入探究的課題。

對於「文化如何影響經濟」這個議題,Adshead不從目前學界較常見的「經濟倫理」、「商人精神」或是「信用機制」等層面做考察,而是採取了一個「結構主義式」(structuralist)的研究進路(Adshead, 1997:99,註:此下直接單引此書頁碼),論証「物質文化」和「消費主義」兩個重要概念的演變與發展,從而凸顯文化對經濟的影響作用。作者由飲食、服飾、居室、能源、訊息、象徵符號六個層面,比較「物質文化」與「消費主義」在近世歐洲和中國發展過程中的異同之處。

Adshead採用的「結構主義式」研究進路,指的是人類學家Claude Levi-Strauss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立場。Adshead強調:不同地區人群對食物、服飾、居室等物質的消費,是由特定「符碼」(code)傳達出不同「訊息」(message)所組成(頁28),而不同地區對物質消費的符碼和訊息組成方式,即是反映著當地文化中一種集體無意識的潛存結構(註7)。

Adshead全書基本要旨在於:在十五世紀以降世界經濟的「全球化」發展過程中,一些地區對食、衣、住、能源等物質的消費,不僅發生性質上的重要改變,也在產生數量上的鉅幅增加,從而在對本國經濟帶來「進口替代」的效應,刺激並提昇了本國的經濟成長。表面上看,作者只是在分析經濟現象時採取一種供給不一定自帶動需求、「需求是自變項而非因變項」(頁17)的解釋立場(註8);但實質上,作者的學術企圖心不只於此,他還要將這個消費現象拉到「文化」的層次,論証這些與物質消費有關的現象不僅僅是一種經濟行為的變化,更是一種心態上的鉅變,進而點出這個他形容為是十五世紀以來世界民眾「心靈的無窮盡物質化」(the never-ending materialization of mind)歷史進程(頁30)。

作者將「物質文化」視為是那層居於「心靈」與「事物」之間的介面(the interface of mind and matter);即使有經濟資源稀缺與社會條件限制等因素會影響人的價值評斷,但是,作者認為,因為通過物質文化的中介作用,各類事物才從而在人類心靈中具有不同的價值刻度;我們現代人比較熟知的「商品」及其價值體系,只是物質文化運作的一種特殊場域(頁2-4、8)。為了研究方便,作者將物質文化區分為飲食、服飾、居室、能源、訊息、象徵符號等六個不同範疇(fields),除了先討論各範疇運作的基本原則之外,作者並在六個不同範疇中進一步再將物質細分為基本群(essentials)、輔助群(accessories)與附加群(extras)三個子範疇,從而在本書形成一個依範疇、原則與子範疇架構的討論章節(參見下表)。作者區分這些範疇的主要用意,是要藉以考察十五至十八世紀間歐洲與中國消費者,如何在六個不同範疇做出選擇、如何在各自選擇過程中表達出不同程度的價值觀(頁3)。

在作者看來,十五世紀以後物質文化產生鉅變的主要動力,即是「消費主義」的形成和發展(頁23)。作者強調「消費主義」不只是「消費」,「消費主義」不只是經濟行為而是一種面對物質世界的特殊心態,面對飲食、服飾、居室等物質世界,這種心態不僅要的是消費享受的更多,也要消費享受的更好(頁207)。因此,也許使用「消費心態」一詞要比「消費主義」更能讓中文讀者直截地瞭解作者想傳達的主旨。

Adshead全書行文中充滿了對中國與歐洲近世「消費主義」的有趣對照,例如:歐洲宴客食物較能區分主菜與上菜程序而中國則較難區分、歐洲美食較重燒烤而中國強調煎炒(頁38);歐洲婦女較能在購買與設計服飾風格上發揮影響力,服飾流行時尚的發展程度也較中國更高,並形成「由女性掌控時尚的消費主義」(頁75);與清代男人紮辮子相似,歐洲也曾流行男人戴假髮(頁97)(註9)。「類似」於南唐以後部份中國女人纏足的社會風氣(註10),十六世紀以後的歐洲男人,也不再流行光鮮亮麗的各款華麗鞋子,也逐漸改穿單調「保守」的男用皮鞋(頁101);當歐洲由各式蜡製燈光取代油燈之際,中國則由各式油燈替代了燭光(頁165)(註11);中國人作息時間崇尚與自然同步的「日入而息」,認為只有賭徒宵小才晚上不睡,因而比歐洲房間不重視室內照明,中國相對「昏暗」的室內是因為在中國,戶內的房間主要是用來「早上起床而非日夜游憩」(to be lived form than lived in)之用(頁169)。

無論作者對歐洲、中國各類物質文化與消費心態做了多少有趣對比,他的基本結論其實很清楚:中國由南宋時一般消費能力領先的局面,轉變為十五世紀以後反由西北歐超前的結果。特別在服飾時尚、能源使用方面,這個變化趨勢更加明顯。他甚至換算粗估了1800年左右中國人均能源消費量為每廿人一單位(三億人消費了一千三百萬能源單位),對照於Braudel換算估計的歐洲人均能源消費量每十人一單位(二億人消費了二千五百萬能源單位),兩相比較,「論証」了當時歐洲是中國的兩倍(頁138-139)。歐洲與中國這些消費能力局勢的優劣消長,在作者看來,其實更「決定」了雙方近代經濟成長的發生先後與速率快慢。消費心態的發展方向以及消費能力的高下,對於經濟成長的貢獻,要比生產技術、生產組織、企業家能力所引發的經濟效用更有「先行性」,這就是作者全書對文化影響經濟的基本論証形式。

Adshead此書最精彩的地方,經常出現在其對歐洲和中國同時代特定「物質文化」與「消費心態」的有趣對比。這當然是基於他同時對歐洲史與中國史學術成果具有相當程度的掌握能力(註12),可能也反映了他受Levi-Strauss結構主義方法論中重視人腦認知二元對立現象的影響。但無論如何,Adshead由「日用飲食之間」的「物」世界出發,舉凡柴、米、油、鹽、醬、醋、茶等充斥古人生活中的「生活瑣事」,都成了作者舉例分析的重要對象,特別是他借鑑結構主義人類學的認識論分析物質文化,諸如強調要將歐洲與中國食物的差異由「料理層次提昇到哲學層次」(頁39),這種作法確是大有新意。在作者分析下,凸顯了原先被輕忽種種瑣碎的物質消費現象,背後竟反映了一種十五世紀以來雖然速率快慢不同但卻在歐洲與中國同樣存在發展的特殊「消費心態」;而這種被作者稱為是「消費主義」的特殊心態,原來是至今仍然方興未艾「大眾消費」(mass consumption)現象的前世今生。這種對歷史的「觀看」角度,已經不是現有「經濟史」或是「文化史」範疇所可囿限的新史學作品。這是作者此書的長處與貢獻。

然而,我對本書有兩點也許稍嫌苛求的批評。第一,本書討論明清中國消費心態的變化時,對於明清史學界一些相關重要研究,比較缺乏討論與對話。例如,Adshead認為明清也出現類似的「清教徒主義」(puritanism),但卻因為受到陽明心學和程朱理學的影響,因而造成與歐洲不同的經濟效用(頁144),這論斷明顯與余英時等學者著作結論不同,但Adshead卻完全未對「賈道」、新型「義利觀」等不同論點做任何回應;至於明清「商書」中反映的中層商人「自我修養」(self-cultivation)的價值觀,以及持這類價值觀的清代商人並非完全儒化而沒有商人自己的商業文化等新的學術觀點(Lufrano, 1997)(註13),這些自成一家之言的觀點,都直接與作者處理「消費心態」相關,但都未在書中提及。

另外,書中曾引楊聯陞有關陸楫〈禁奢辨〉的討論,Adshead直接斷定陸楫之後持這種觀點的明清時人只占相當少數(a small minority)因而不具重要性(頁140);但是,對照現有一些研究成果所指出的明中期普及的「奢靡」社會風氣(徐泓,1986、1989),以及晚明以來明顯出現以「經世」為宗旨的「侈靡論」發展(林麗月,1991、1994),有學者綜合史料與現有論著做判斷:「浪費有助人民生計的看法,在乾、嘉時期確實已相當廣泛地被接受」(陳國棟,1994:163)。不管作者是否同意,以學術論著而論,他都不宜不假論辯地直接說侈靡論是個「相當少數」的現象。如果仔細翻查本書對明清時代相關物質消費現象的討論,其實可以找出更多作者應該討論但卻忽略的其他重要學術成果。如果作者真有意要將此書做為與明清史學術界正式對話的作品,這類忽略是不能不指出來的。

第二,Adshead對物質文化與消費主義的討論,因為涉及各類消費物質的內容太廣泛,全書同時處理了包含飲食、服飾、居室、能源、訊息、象徵符號等六個不同層面在內的課題,雖然此種寫作策略可以較全面地列舉各類物質層面消費現象的變化,但卻經常不可避免地淺化了學術討論的深度。更嚴重的後果則是:作者在列舉各範疇物質文化表現出來的價值尺度發展以及顯露出來的消費心態轉變之後,因為沒有相應配合的後續論証,其結果等於只是在宣稱文化「當然」影響經濟,而非論証文化「如何」影響經濟。

這個結果恐怕和作者的寫作策略有密切關係,正因為同時選擇了太多不同層面的「物質文化」與「消費心態」做討論,反而無法考察出一類一項物質消費現象背後就可能反映極為複雜的歷史變遷與因果關係。如果Adshead只是專門處理他最熟悉的「鹽」,比較討論歐洲與中國近世對鹽這項物質文化價值觀以及消費心態方面的結構和變遷,恐怕會有更加細緻的論証,對學界討論「文化如何影響經濟」的議題也會帶來更多的助益。

這堨i舉Mintz一本專著(Mintz, 1985,註:此下直接單引此書頁碼),可以便利本文具體地做對比。Mintz與Adshead的興趣相似,他們兩人都將「消費」視為超出市場上供給需求變化意含的「文化」現象,並進而討論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但是,Mintz全書只集中精力討論蔗糖一項物質消費現象。從Mintz的細密分析中,才能比較清楚地檢討蔗糖對英國消費型態和資本主義發展之間的交互影響。為便利具體呈顯出Adshead論証複雜文化影響經濟命題時在寫作策略上的內在行文結構缺點,故而在此對Mintz專書做較占篇幅的介紹。

Mintz專書的主旨,在藉十七世紀以下英國社會開始大量消費「蔗糖」這一歷史現象,一方面探討這一現象發生的過程,另一方面則試圖由人思想與行動的「意義」來論証蔗糖消費與資本主義經濟興起之間的密切關係。

作者指出,英國大量消費食糖的過程,肇端於1650年左右,此下兩百年間,食糖開始逐漸滲透並影響到英國社會大眾的飲食習慣;由1750年至1850年之間,食糖由原先的由原先貴族王公享用的奢侈品,轉變成勞工階層日用飲食不可或缺的民生必需品(頁148)。作者強調,英國在十八、十九世紀之間完成的這一飲食習慣與消費型態的深遠改變,其實是近代世界經濟體系與現代資本主義發展的直接結果(頁158)。

作者指出,在十七世紀中葉以前,雖然歐洲社會對甜味的消費欲望的確是與時俱進,而食糖的重要性則有所波動,時增時減。不過,自十七世紀後半起,歐洲社會對食糖的消費和生產則開始持續增加,歐洲殖民地的食糖生產以及本土國內的食糖消費,數量都不斷增加。以英國為例,由1700年代至1800年代,英國全國每人每年食糖消費量由四磅增加為18磅,百年間增加了四倍多(頁67);1800年的英國輸入食糖達到245,000噸,與1650年的進口數量相比較,英國在這150年間的食糖消費量增加了25倍(頁73);十九世紀後半,英國的每年人均蔗糖消費量增加的更快(頁144)。而在食糖產量方面,則是不斷增加,以有限的統計數字來看,英國的蔗糖產量由1830年的572,000噸增加到1890年的六百餘萬噸(頁73)。

十七世紀之前,英國原先是個向地中海貿易船、葡萄牙商人購入蔗糖的國家,但之後,則不僅不必向外國商人購糖,甚至還掌控了歐洲食糖市場的供應。這都來自於十七世紀以下英國食糖產量的增加,主因是1640年代以後,英國在中美洲加勒比海殖民地Barbados、Jamaica以及其後陸續其他英屬殖民地甘蔗種植園的大量增加,英國由荷蘭人習得植蔗的技術,由非洲引入黑奴植庶,不斷降低蔗糖售價,逐漸在歐洲市場上取代了原先葡萄牙人在巴西蔗園生產蔗糖的重要性。一直到1740年左右,英屬殖民地食糖生產在歐洲市場上的競爭性才再被法屬殖民地取代,不過,英國本國的食糖市場則在英國重商主義保護關稅的政策下,仍由英屬殖民地蔗園所壟斷。要到1840年代以後,經過國內輿論的激烈辯論,以及複雜的權力聯盟關係,不僅英屬殖民地農場的奴隸生產被迫改變,農奴解放為自由雇佣勞工,而自由貿易政策也取代了關稅保護政策,英屬殖民地對英國國內食糖市場的壟斷才告取消。儘管有這些生產與貿易政策方面的變化,但都不影響英國食糖產量的鉅幅增加。作者強調,食糖產量的增加,固然反映了英國國力的強盛與殖民勢力的向外擴展,但其實也反映了蔗糖(和茶葉)形塑了英國人全國性消費習慣的具體過程(頁38-39)。

Mintz將英國蔗糖用於甜食消費數量的增加,分為兩大階段:一是1750至1850年間,一是1850至1950年間。第一階段中,蔗糖與飲茶習慣開始結合,成為平民家庭中輔助麵包主食的副食品;到了第二階段,蔗糖、飲茶、甜點的重要性大為增加,取代了麵包做為平民家庭的主食,至1900年,蔗糖占英國每人平均攝取熱量的比重已近六分之一(頁149)。在這兩階段中,蔗糖產量增加所造成的價格下降,固然是英國民眾可以大量消費蔗糖的前提條件;但是,這個市場價格下降的因素並不必然造成蔗糖消費鉅增,Mintz將其中重要的部份成因,歸因於英國民眾近世飲食習慣的選擇,也就是一種「文化」因素。

蔗糖比較普遍地用於平民大眾的甜食用途,剛開始是與十七世紀晚期至十八世紀末期間英國社會大眾飲茶習慣連繫在一起,由於選擇了飲茶以及伴隨食用的麥片粥、麵包與糖漿(treacle),這套飲食習慣乃逐漸結合了蔗糖的甜食用途,使英國民眾的蔗糖消費數量上昇(頁117-118)。而英國平民大眾何以選擇了在茶、麥片粥、麵包加入蔗糖的一整套甜食飲食習慣?除了蔗糖、茶等食品的價格要是平民負擔得起的產量因素外,其實也反映了在以下種種不同經濟、社會、文化背景中勞工家庭對使用蔗糖的「意義」有所轉變,諸如:勞工家庭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下對節省職業婦女烹調時間、家庭燃料開支等成本方面的考量(頁130),礦場與工廠中工作的男性勞工以甜食補充熱量,十八世紀以下由英國中產階級普及流行的食用簡便午餐而使下午時間容易腹飢(頁141),飲茶與食用甜食成為社會各階層認可的家庭「好客」象徵,並使兒童從小即學習到這一套飲茶與甜食的家庭習慣(頁143-4)。勞工家庭的飲食支出中,肉類由男性家長獨占後,蔗糖開始成為婦女與兒童補充熱量的重要來源(頁145)。這些不同的蔗糖使用方式,反映了十九世紀以來勞工家庭「甜味」飲食習慣正式定型化的結果,也反映著人們在不同社會關係中使用物品、消費物品過程中所呈顯出的不同「意義」(〈導論〉,頁29)。

Mintz處理蔗糖的方式,一方面帶出英國人民「飲食習慣」選擇這種文化因素對世界經濟與英國產業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帶出工業革命以後工廠制度對勞工家庭飲食習慣的衝擊。相比於世界經濟與工業革命等「經濟」因素的發展,Mintz其實並未真正賦予「文化」因素「決定性」的因果關係位置。然而,在Mintz筆上,我們才比較能夠看到「文化」、「經濟」之間的複雜關係,而不是在一個「消費先行於生產、需求決定供給」的簡單圖像中去想像「文化如何影響經濟」的命題。

對比Mintz那樣的作品,再綜合Adshead此書做總評,不能不說他對「文化如何影響經濟」這個議題並未提出創發性的理論。但是,Adshead本書的好處則在於他綜合了近世歐洲史與中國史中眾多有關物質消費現象的變化,一方面強調了消費現象變化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絕對不亞於生產技術創新與生產力提昇,另一方面則再度提醒我們十五世紀以來世界民眾面對物質世界的心靈狀態正處於「不斷物質化」的長期歷程。下面的評語完全沒有貶義:與其說這本書是在向學術界進行對話的專著,不如說其更像是一部適合在大學通識課堂上講授的饒富趣味並極具啟發的世界史讀本。

然則,回到我們原先設定的議題:究竟如何透過明清史料來回答「文化如何影響經濟」?也許我們可以回到更根本的問題,反省我們研究者本身究竟是如何在理解歷史上「人」的存在、思想與行動?如果明清商人、農民、工人等經濟活動者在從事經濟行為時,並不具有「經濟人」主要的思想與行動特徵,那他們究竟是如何去理解與反應日常生活中經濟條件的變化?在既有政治權威、社會階層與生產條件的制約下,他們又是如何理解這些制約?如何從而產生經濟行為?在從事經濟活動時,除了市場組織、法律規範限制等影響「交易成本」的制度因素外,是否還有其他重要的「文化」因素影響了經濟活動者判斷物質價值尺度以及界定自己與別人利益關係的方式?無論是本文提及的由「商人精神」到「消費心態」的討論,或是其他有關「網絡、關係」等信用機制形成的討論,其實都提供了我們研究上便利的參考視野,只是,再多思考一些上面提及的問題,可能有助於閱讀思考史料中的「文化如何影響經濟」命題。

金耀基先生評論當時東亞「經濟倫理」學術論爭時曾有一段他自我反省的心得,正可做為本文沒有結語的「結語」,爰引如下:

文化因素是十分抽象而難捉摸的,因之,它常被濫用或誤用。有些學者甚至以為把東亞經濟發展的事象歸之於文化因素,是學術上的懶惰。不錯,在經濟現代化的解釋上,文化確實常被當作一「剩餘的變項」(residual variable)來搪塞。一個社會之經濟不能發展固然可歸之於文化;反之,一個社會之經濟產生奇蹟也一樣可歸之於文化。這就是為何有些學者雖承認文化因素之重要,但卻視之為研究之畏途、絕路,而寧可棄而顧他。但我們知道,要為像經濟現代化這樣複雜的經驗現象尋因究源,實沒有捷徑可循,沒有輕便路可走。「文化」是艱難的一關,韋伯的偉大未嘗不是他有攻關攻堅的學術勇氣與智慧。我們以為,假如因為文化因素太難處理而置之不理,或故意貶低其重要性,則也未嘗不是學術上的懶惰(金耀基,1992:147-148)。

社會學家研究「經濟現代化」的課題需要克服「文化」因素的挑戰,經濟史學家從事研究經濟發展大概也不會例外。到底明清時代中國的「文化如何影響經濟」呢?除了韋伯及其他後續學者陸續開出的「經濟倫理、合作典範」等研究方向之外,Adshead選擇了「消費心態」這個角度,雖然也許只是因為他的興趣和重點不同,在討論「文化」、「經濟」複雜互動方面,成績不一定有Mintz好,但是,由「物」與「心」之間的辯証關係(心靈的物質化mind mattering、物質的心靈化matter minding)思考歷史上的物質消費現象(Adshead, 1997:207),確實為明清經濟史研究帶來新意。當然,無論是經濟倫理、合作典範或是消費心態,都是一些可能的研究角度,如何創新?恐怕還是得回到研究者本身如何整合複雜史料與有效概念。

 

附表:Adshead全書區分「物」(matters)之範疇(fields)與子範疇

範疇:

子範疇:

飲食
food

服飾
dress

居室
shelter

能源
utilities

訊息
information

象徵
symbolism

基本
essentials

高粱


主建材
設計

熱源、水源、光源

語言

時鐘
火葯

輔助
accessories


黃豆

皮毛
尼龍

陶器
地毯

 

文字

新藥

額外
extras


咖啡

辮•假髮
「纏足」

花園

 

印刷出版

 

註釋:

註1. 關於「思想、理念」與「利益」間的複雜關係,韋伯曾使用「選擇性親近性」一概念來做處理。其中梗概,可參見張維安的介紹(張維安,1995a)。

註2. 關於Max Weber「理解社會學」的精要介紹,可見顧忠華文章(顧忠華,1993)。

註3. 有關1980年代初左右興起的這個「東亞經濟」與「儒家倫理」議題的起源和發展,可見金耀基的介紹(金耀基,1992)。

註4. 余氏自道:「商人恰好置身於上層文化和通俗文化的接筍之處,因此從他們的言行中,我們比較容易看清儒、釋、道三教究竟是怎樣發生影響的,又發生了怎樣的影響……思想自然並不是一切,但人的活動則未有不受思想支配的,商人也不可能是例外。韋伯關於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論旨也許強調得過頭了;他對於中國宗教的論斷更缺乏事實的支持。但是他所提出的問題卻是很有意義的」(余英時,1987:163)。余氏所說「思想自然並不是一切,但人的活動則未有不受思想支配的,商人也不可能是例外」一句,所述雖然不若Weber貼切傳神,但亦傳達了「思想與行動、文化與經濟」之間互動關係的基旨。

註5. 其中如陳其南批評余英時過份強調「入世苦行」殊非韋伯關注新教倫理「轉化世俗」之原意;同時,陳氏主張:「東亞地區經濟發展的文化價值和社會制度基礎乃在於家族意理,而非曖昧的儒家倫理」(陳其南,1990:307)。與主張「儒家倫理」概念曖昧不明的批評類似,宋光宇也強調是「家族倫理」與「光宗耀祖」的成就動機帶動而非「儒家倫理」推進明清的經濟發展(宋光宇,1989)。類似其他學者的批評還有不少,可參見張維安的整理(張維安,1995b)。

註6. 余氏指出:「明代以前,我們幾乎看不到商人的觀點,所見到的都是士大夫的看法。但是在明清士大夫的作品中,商人的意識型態已浮現出來了,商人自己的話被大量地引用在這些文字之中……更值得指出的是:由於「士商相雜」,有些士大夫根本已改從商人的觀點來看世界了……我們尤應重視商人的社會自覺。他們已自覺「賈道」即是「道」的一部份」(余英時,1987:162-163)。

註7. 受限學力,我對Adshead應用Levi-Strauss結構主義方法論立場的實際成績,無能力做有效評估。只能約略查考黃道琳譯的Edmund Leach專書(艾德蒙•李區,1990),試圖跟上Adshead在本書對此理論的應用方式。但我自承還是無法貫通Adshead如何應用結構主義方法論到其全書的分析中。

註8. 或是說「企業家的才智其實是由消費者的才智所激發」(頁145)。

註9. 據作者說,男人戴假髮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歐洲男人希望不被婦女高聳的髮式「比下去」(頁98)。

註10. 據作者分析,中國婦女纏足主要流行於不需婦女勞動力參與家戶經濟的華北(直隸、河南、山西、陝西),其原因則不是通說的丈夫喜歡控制(或享受)女性,而是反映眾多年輕以來長期守寡婆婆在婚姻仲介市場上偏好購買那些不易反抗自己威權的年輕纏足婦女(頁100)。

註11. 即使十七世紀以後歐洲仍使用油燈,但也是更多地使用抹香鯨等「動物」提煉者而非中國使用油菜等植物類油燈原料(頁167-168)。

註12. 感謝何漢威先生私下賜知Adshead成學過程中的一些歐洲史與中國史學術背景。而有關Adshead1970年的專書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Chinese Salt Administration, 1900-19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中文讀者也可參考何漢威的介紹(何漢威,1978)。

註13. 可參看何漢威較詳細的書評(何漢威,1997)。

徵引書目

Adshead, Samuel Adrian. 1997. Material Culture in Europe and China, 1400-1800: the Rise of Consumeris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Geertz, Clifford. 1963. Peddlers and princes: Social change and economic modernization in two Indonesian towns.

Lufrano, Richard John. 1997. Honorable Merchants: Commerce and Self-cultiv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Mintz, Sidney W.1985. 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 Penguin Books.

Samuel Adrian Adshead, 1970.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Chinese Salt Administration, 1900-192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艾德蒙•李區(Edmund Leach)著,黃道琳譯,1990(1974),《結構主義之父:李維史陀》,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何漢威,1978,〈書評:Samuel Adrian Adshead,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Chinese Salt Administration, 1900-1920.〉,《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香港中文大學),9(1):。

何漢威,1997,〈書評:Richard John Lufrano, Honorable Merchants: Commerce and Self-cultiv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漢學研究》,15(2):30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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