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大歷史對話——黃仁宇研討會」會議報導
邱澎生（2001/7/11）*
西元2001年的元月六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辦了「與大歷史對話——黃仁宇研討會」，會中宣讀了八篇論文，並在會議開場與閉幕，分別安排了專題演講與綜合座談會（議程見本文附錄）。
這場討論會由上午九點進行到將近下午六點，是場持續整天的開放性會議，現場歡迎各界人士自由入內參與討論。八篇宣讀的論文，都採用形式嚴謹的寫作方式，每篇論文並設有專門的評論人，與一般正式的國內學術會議大致無異；但是，最特別的恐怕是現場觀眾的身份，觀眾人數不少，但很少是來自大專院校等學術機構；由現場簽名簿以及我實地交談的經驗看，這些人許多是任職民間企業或是國營事業，有些是退休人士，另有些是大專院校學生。雖然現場發問人數不多，但我發現，在場座位一直維持將近全滿，而且，中途離席換人情形不多，全天候參與會議的觀眾比率頗高；聚精會神聆聽各場次論文的人數也不少。在我看來，這其實很具體回應了本次會議最後的座談會主題：「黃仁宇現象在台灣」，黃仁宇先生的著作確實吸引了許多職業非屬歷史學界的「行外人士」。
對於這種黃仁宇現象，台灣的史學家們各有不同解讀。有人認為這正是職業史學家寫作枯燥而黃仁宇作品生動活潑的具體反映，從而產生一種自我驚愓的作用。有人則以為是「劣幣驅逐良幣」，黃仁宇作品充滿太多似是而非的歷史論述，對此現象不以為然。有人則私下流傳著將黃氏比做「史學界的瓊瑤」。在這場研討會上做報告的人，將近八成是史學訓練出身，好幾位且都是新取得史學博士；另外也有兩位學植深厚的社會學家。這些參與者對於黃仁宇著作，也有仁智互見的不同觀點；同時，不少文章更是寫來頗帶感情。大體看來，黃仁宇著作不僅吸引「行外人士」，也影響人文社會學科「局內人」的學術研究或是寫作策略，甚至牽動著他們各自的關懷與深情。
表面上看，這場會議的史學訓練出身者多半傾向於「貶低」黃仁宇的貢獻，參與的社會學家則「高抬」黃仁宇的洞見。有媒體記者在會場上觀察到史學訓練者所提論文大都「貶低」黃仁宇，在報紙上做了如此評論：「雖然標榜跨學門、青壯輩的年輕學者發表論文，這也同時顯示台灣傳統史學界仍有一股堅實的主流，和黃仁宇畢生主張的歷史三要素：長時間、遠距離、寬視野的一家之言，還有一些認知的差距」。看來，也許社會學家看重的是黃仁宇「大歷史」觀後面的「史識」，而出身史學界者則對「大歷史」不甚好感。這種比較是否妥當？在下文介紹各篇論文大旨後，我會有進一步說明。然而，若真要將「青壯輩的年輕學者」批評「大歷史」現象解釋為：「顯示台灣傳統史學界仍有一股堅實的主流」，我個人相當懷疑這個說法。簡單地說，針對黃仁宇的歷史研究與歷史小說提出批評或稱揚，絕對不是「貶低、高抬」的簡單分類所能概括，我希望這篇會議報導至少能較清楚的展現「黃仁宇現象」對會議上發表論文者的具體影響。
會議開始，先是著名社會學家高承恕的專題演講：「從萬曆十五年到二００一年」。高先生在演講中回憶他當年在國外初讀《萬曆十五年》的震憾，體會到黃仁宇筆下歷史人物與社會局勢交會的緊張矛盾與扣人心弦。直到如今他看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局勢，仍然足為參考與啟發。
然而，高承恕對黃仁宇作品的正面肯定，只延續到第一場的前半段。在第一場發表的兩篇論文中，對黃仁宇作品的學術價值即出現差異頗大的評價。第一篇為裴元領的論文：〈遙遠的現在——論黃仁宇的大歷史考察對中國與全球變遷有何意義〉。透過建立「流量型國家」與「存量型國家」二種不同形態國家的理念類型（ideal type），裴文再次肯定黃仁宇「大歷史、數目字管理」等觀念，依然具有觀照「中國與全球變遷」的有效洞察力。裴文以一種不同於經濟學家、經濟史家的方式，運用了一些有關中國與歐洲經濟發展的統計「數字」，描述了中國何以是他所分析的「存量型國家」。
裴文對「存量型國家」的定義如下：雖然也可能留下一些國家賬簿，但這些賬簿卻不能說明當時流動於社會內部的各種資本運動方式，不僅「賬簿項目分類缺乏前後一貫的規則、作賬時間間隔不確定、登記者經常不拘小節地任意填寫」，而且「後繼者不察即沿習之乃至誤抄之」（頁1）。與之對照的理念類型，即是「流量型國家」，其特色是能對國家財富（「存量」）與國民收入（「流量」）之間的各種關係，進行「合理的計算」（頁2）。在裴文看來，「二十世紀中葉以前，中國較偏向存量型而非流量型國家」；而且，中國史上國家偶而存在「即使對存量的計算，也相當模糊」（頁3）。裴文提出的「流量型國家」與「存量型國家」，其實有助於對黃仁宇長期提倡「大歷史」觀的明白理解，裴文對黃先生眾多作品的詮釋是：「黃仁宇要講的，無非是現代金融—經濟—法律系統（system）或機制（mechanisms），究係如何組織、調節、分化與重構（或毁滅）的歷史過程」（頁4）。
裴文運用「流量型國家」與「存量型國家」概念的建構與區分，一方面詮釋黃先生眾多作品的精髓，一方面則提出下面的歷史「教訓」：歐美國家所以自十七、十八世紀以後陸續進入「流量型國家」的關鍵在於，當時「歐洲的一小群人知道：白銀（包括黃金）的實體，早已不是治理國家第一要務」，如何維繫與創造「信用」的各種金融工具及周邊配套制度？才是真正增長國家財富的重點。而這個道理，「對最近五百年或一千年的中國而言，還處於調整中或學習中的狀態」。以現今中國各項經濟改革而論，「長時段的角力才剛結束，未來仍屬未知」（頁8）；「宋元明清，俱往矣」！「在歷史的長波中，中國能否掌握流量型國家的合理性並維持穩定統治，將是下一個千年觀察的重點」（頁12）。
裴元領先生是新出爐的社會學博士，據我多年來的私人交往，他不僅曾和朋友一同組織讀書會，熟讀法國史學家布勞岱（Fernand Braudel）的作品，對於社會學開山宗師的韋伯（Max Weber）著作，也極為熟稔。他使用「流量型國家」與「存量型國家」概念，其實可以視為是他對韋伯、布勞岱、與黃仁宇三位學者所進行的「想像式對話」。有趣的是，相較於裴文對黃仁宇著作如何分析近代資本主義歷史現象的重新肯認，同場的李福鍾論文，卻對如何評量黃仁宇與韋伯的學術「關係」，有著相當不同的思考方向。
李福鍾論文〈黃仁宇和他的大歷史〉，一方面將黃仁宇著作歸類為「建立大型史觀」的史學作品，認為其作品在1980年代後期的台灣史學界「投入一塊巨石，激盪出陣陣迥響」；另一方面，則引述韋伯與布勞岱的片語隻字，論証黃仁宇「數目字管理、長期合理性」等提法，究竟如何簡單套用與「誤用」了韋伯有關資本主義歷史的概念與理論。
在批評黃仁宇「誤用」韋伯之後，李文對黃仁宇「大歷史」作品提出以下評價：「或許，稱呼先生為創作家，要允當得多。他不在乎理論體系是否周密，不在乎遣詞用字是否為同儕所認可，他真正致力的，是理念與想法的普及傳布。在生命經驗的參佐下，允許讀者以最淺白直接的影象，去掌握資本主義最精淬的內涵，然後回到二十世紀前半葉的中國史中，証成包含作者本人在內的集體記憶」；「作為一名廣義的創作者，他在世紀末的台灣有過的影響力，遠遠超出許多嚴謹史學家們的想像之外」（頁8）。
第二場兩篇文章都集中在「史學書寫」（historiography）層面的問題，透過黃仁宇作品對現今與未來史學作品提出針砭與展望。在對「史學書寫」問題的關懷下，潘光哲討論的是史學書寫如何可能超出為「民族主義、資本主義」服務的預設，江政寬則關心現今主流史家在「專題分析」與「歷史敘事」之間出現的嚴重斷裂問題。
潘光哲文章：〈歷史的合理化及其仲裁——黃仁宇史學的性格與它在二十世紀中國史學裏的位置〉，將黃仁宇作品中出現「濃厚的現實關懷」，而又不為既定黨國體制服務的書寫風格，定位為：「在1980年代中期的台灣，統、獨的政治抉擇若隱若現，中國究竟意味著什麼？好似確有所指，卻又曖昧難明。黃仁宇的史學，恰在此時異軍突起，它不與救亡史學或政治史學纏繞一氣，而且還與現實生活的意識形態儼然可以嵌合卡榫，他提供了中國的圖像與現實處境之關聯所在的歷史解說」（頁2）。然而，在潘文看來，黃仁宇作品表面上雖然不為台灣、中共各自的黨國體制服務，但若深一層分析，則依然是「蘊積著中國民族主義的基調」；而且也是「為証成資本主義體制的成功及其必然性，吹響的另一聲號角」（頁8），從這個意義看，黃仁宇史學「依舊承續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學承負的獨特使命」：將「史學研究與書寫」，以及「民族/國家的締造過程」，兩者緊密相連（頁9）。
潘文在結論提醒有志史學書寫者注意：「我們會不會成為民族主義/資本主義以及隨衍而生的知識/權力/支配的囚犯？在邁入二十一世紀的這個時分，政治黨派與意識形態的藩籬已被激垮，扭變歷史思考維度的時代已然來臨，歷史想像的動力，也該重新蓄積」（頁10）。
江政寬文章：〈歷史、虛構與敘事論述——論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以《萬曆十五年》為例，討論史學書寫的「科學性、客觀性」絕不該與「藝術性、文學性」相對立。江文先以他在1991年參加台灣一場史學討論會的親身經歷為開場白，提及他所聽到當時史學界對黃仁宇寫《萬曆十五年》的抨擊與嘲諷：「他是在寫小說，不是在寫歷史」，甚至有某位學者諷刺地說道：「黃仁宇是歷史學界的瓊瑤」（頁1）然而，「歷史書寫」與「歷史小說」之間的界限究竟在哪裏？那些諷刺與抨擊的史學家沒能提出應該附加的理由與說明，江文則嚴肅面對此問題，不僅簡介了西方學界對「歷史書寫」問題看法的演變，也論証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如何能在「推論、虛構」中既有「廣博史料為基礎」而又能展現「文學和藝術成份」。江文指出：當大多數的歷史學者已不再「說故事」時，黃仁宇則「把分析的工作放在一個敘事的架構裏，而且在個人見解與文字表述、敘事與分析之間，並沒有任何的斷裂」（頁11）。
以1960年代西方學術思潮對知識論的反省、1980年代以來西方「新文化史」主導的史學書寫風格轉變為參照對象，江文細緻分析了《萬曆十五年》如何在史學書寫中同時運用「專題分析」與「文學手法」。儘管《萬曆十五年》英文原書寫作時間同值西方「敘事史學復興」之際，但江文認為，其實真正影響黃氏史學敘事的，仍是以司馬遷為代表的「中國的歷史書寫傳統」；《萬曆十五年》雖然帶有些許「心理史學」（psycho-history）影子，但其寫作焦點則放在萬曆帝、張居正、海瑞等上層菁英人物身上，「大體屬於傳統政治史範疇」，「頗接近傳統歷史人物傳記，甚至是中國傳統章回小說的寫法」。故此，雖然《萬曆十五年》也可放在西方「敘事史學復興」的史學書寫變遷趨勢，但實則又屬於傳統中國的紀傳體史書精神，故江文稱其為「新的舊史學」（頁5）。
江文認為，儘管1980年代以下受西方「敘事史學復興」影響的「新文化史」，側重的是「民眾史與小歷史的範疇」，和《萬曆十五年》集中描寫政治史與「大歷史」不同，但黃仁宇的敘事手法其實仍與「新文化史」有異曲同工之妙：運用了許多精彩的「說故事」本領，「書中充斥著情節的預演、伏筆的安插等等」；而在以「動人的歷史敘事」鋪陳史實過程中，也都出現了「大量的推論和虛構」。江文強調，這些「推論和虛構」絕非能等同於「憑空杜撰」，而是「有廣博的史料做為背後的支撐」。《萬曆十五年》的推論和思索過程，是「可以通過（該書）註釋所提示的資料來源而加以檢証」（頁10-11）。
但是，江文也做了以下提醒：《萬曆十五年》的部份段落，在進行推論和虛構時，在「陳述上」多以「相當肯定的語句表逹」；而做為當代「新文化史」重要代表著的《馬丹•蓋赫返鄉記》（The Return of Guerre, 1983. 江政寬中譯，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0），作者戴維斯（Natalie Zemon Davis）在書中碰到「証據亡佚不足以構成某種解釋」時，也藉「虛構」進行推論，但其述句形式則是：「相當自覺地以疑問句的方式提出」。江文承認：比起戴維斯的「疑問句」陳述方式，《萬曆十五年》部份段落的推論或虛構陳述句式太過肯定，「在這方面，黃仁宇的確是把歷史想像發揮得太過頭了」（頁11）。
即使如此，黃仁宇說故事的本領，仍使今日絕大多數職業史學家無法望其項背，江文指出：這仍是令人「遺憾」的現象（頁11）。從這個角度論黃仁宇的史學成就，江文評論道：「未來，人們或許已經不再相信黃仁宇所倡議的大歷史、歷史上的長期合理性、數目字上的管理等概念，對中國的出路的看法，以及他對某一給定歷史事實所提出的解釋，然而，黃氏歷史論敘中的文學和藝術成份」，仍足以讓他作品「免遭最終的否定」（頁16）。
第三場的兩篇論文，劉季倫批判黃仁宇史學研究與人物評論中潛藏的「歷史結構限制」大於「個人應負責任」的「原罪」觀念；張惠菁則分析黃仁宇以筆名「李尉昂」發表歷史小說的文學特色與藝術局限。
劉季倫論文：〈「大歷史」的個人——黃仁宇史學中的緊張性〉，是這次會議最長的論文。文章開始於1928年黃仁宇長輩「鈞舅」在湖南長沙家鄉慘遭國民黨假「清黨」為名殺害，劉文以魯迅刻劃國民黨當年在長沙「剷共大觀」的文字，推測「鈞舅之死」是：「行刑前的凌辱虐待，以及終不能免的身首異處」（頁2、4）。黃仁宇當時仍就讀小學，數十年後回憶此椿少年時親歷的往事，黃仁宇傷痛地承認：他在這一刻才知道了「生也無辜，殺之何咎的意思。令劉文不解的是：當暮年的史家黃仁宇回顧包括「鈞舅之死」在內的中國近、現代史時，卻已經「不從道德觀念檢討歷史」，而改「從技術角度看歷史」；黃仁宇認為這一切的人命與犠牲，從「長期」的角度來看，都是「合理」的。劉文質疑的是：暮年的黃仁宇，儘管親歷了國民黨清共時「一齣齣令人不忍卒睹的慘劇，那一股撲鼻而來的血腥氣，以及曾經影響過他那一代人大半生涯的種種」，然而，卻以如此方式「合理」均舅之死，黃仁宇是不是「在某一種意義與某一種程度上，背叛了鈞舅」？（頁3、5）
劉文雖未正面回答黃仁宇是否「背叛了鈞舅」這個他自己提出的問題，但劉文在結論也的確承認「對黃仁宇做了太多的責備」（頁29）。劉文責備黃仁宇的主要理由是：史家面對「人類史上那些排山倒海而來的苦難」，唯一能做的應是「在四周重重的限制之下，在每一個該下抉擇的時刻，負起我們當負的責任來，也只有這樣，我們才可能減少、甚至消除那些苦難」（頁29）。然而，在劉文看來，黃仁宇的眾多史學作品在分析世變與評論人物時不斷強調「歷史的長期合理性」，這些分析與評論，其實應經構成了黃仁宇一種「大歷史」的歷史哲學（頁10）。這套歷史哲學具體表現在黃仁宇對近五百年來「中國長期革命」的分析，黃仁宇以「中國地理的特殊情形」出發（頁11），強調近五百年來中國長期革命其實經過三個重要歷程：重新創造有效率的政府高層機構；全面翻轉社會低層機構；新訂增修上下層機構之間的法制性聯繫（頁14）。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長期革命其實也屬於人類社會「普世性變革」的一環，是中國由傳統社會走向現代社會所必經的歷史「長隧道」，黃仁宇因此說道：傳統中國人民雖然歷經革命的苦難而「進入這長隧道」，表面上看這並非「我們公眾的志願」，但是，「瞻望隧道前面的光，乃是我們公眾之志願」（頁14）。
劉文認為，在黃仁宇「大歷史」的歷史哲學觀點下，中國近代長期革命過程中帶給民眾苦難的蔣介石、毛澤東等人，其實都在既有「歷史條件限制」下不知不覺地走入那條歷史「長隧道」。在這個意義下，蔣、毛諸人其實只是「時勢所逼、不得不耳」的「歷史經紀人」，農村問題惡化是不得已、緃容軍閥逞凶是不得已、大躍進與人民公社是不得已、政治當權派「營私舞弊」是不得已，甚至連日本侵略中國也是不得已（頁16-18）。劉文寫道：「從黃仁宇的種種分析看來，一切都是必然的，一切都無可迥避，不會再有別的可能」，「人的自主因素、人的自由，在黃仁宇看來，是如此這般微不足道」，歷史的經紀人根本無由逃避這些「不隨個人意志為轉移」的人類社會「普世性變革」大趨勢，「黃仁宇甚至使用基督教中原罪（original sin）這樣的字眼」來形容此類趨勢。在黃仁宇看來，因為原罪的存在，歷史的經紀人也「無從理解自己的歷史角色」（頁18-19）。更有甚者，雖然蔣、毛等「歷史的經紀人」因為「原罪」而無法理解他們肩負的歷史責任，但卻仍在「迂迥曲折、徘徊往復的過程中」完成了各自對中國長期革命的「空前的貢獻」（頁21）。
儘管黃仁宇也承認：「有些歷史上的不幸」，確實是「多餘與過剩」的，是「額外」的，但仍只是這些人「原罪」所造成的後果（頁23），從長期來看，這些「歷史的經紀人」都有助於中國朝向能夠「數目字管理」的現代社會邁進，這正是歷史的「長期合理性」。黃仁宇「大歷史」歷史哲學發展至此，中國近代「這一切苦難最後都是有益的」，劉文寫道：這正是黃仁宇的「神聖的喜劇」，「黃仁宇的魅力，也可能就埋藏在這裏——去愛無可避免的痛苦，或起碼是接受它，如黃仁宇所說的：去接受歷史的仲裁」（頁25）。
劉文發抒這樣的質問：「如果我們在面對當前的問題時，也把一切責任都推到了四周的環境之上，把我們自己的選擇都說成是情勢所逼、不得不耳；那麼我們也就不必再殫精竭慮、想方設法，去走比較合宜的路、去選擇犠牲較少的手段了。我們很難想像，黃仁宇的這些說法，可以用來當作處世的方針」（頁28）。劉文並不認為黃仁宇是「為虎作倀」，而是對黃仁宇上述「神聖的喜劇」做了一個心理分析：面對「鈞舅之死」及其他種種親歷體會的近代中國苦難，「對黃仁宇而言，他只是為了逃避那終其一生糾纏著他的、由那些苦難而來的傷痛而已」（頁29）！
張惠菁論文〈從小說成了清明上河圖——歷史學家黃仁宇與小說家李尉昂〉，分析黃仁宇以筆名「李尉昂」發表的兩部歷史小說：《長沙白茉莉》（與宋碧雲合著，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90；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8）、《汴京殘夢》（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7）。張文認為，儘管前部小說寫1930年代上海，後部則寫靖康之難前夕北宋京城汴梁，但卻都深染史家黃仁宇的「大歷史」觀點，兩部小說中人物的鮮活性格「都退居次要地位，反而是夾帶了當時政治、社會、經濟情況的敘述，佔據了相當重的篇幅」；李尉昂小說中的主角，「反而像是被過於搶眼的舞台背景給掩蓋住」，甚至可以說「背景才是主角」（頁6）。小說人物「成了讀者的觀景窗」，從而「失落了他們獨立的生命力」；然而，張文結論仍謂：儘管小說「藝術成就可能有限，但其中揭示出歷史小說的可能性卻值得深入思考」（頁8）。
在張文論証中，黃仁宇化身李尉昂的歷史小說嚐試，好似提供了一個可以避免錯誤的教訓：「現代史學訓練下的史觀與思考方式，如何能夠被帶入歷史小說的敘事中，而又能使歷史小說不只是歷史時代的觀景展示？」張文的建議是：「李尉昂的兩部歷史小說已提示了一種可能」，明清以來中國歷史小說已提供了「豐富傳統」，其實很可以「在現代史學中開展」（頁8）。
什麼是明清以來中國歷史小說提供的「豐富傳統」？張文認為：中國「文史傳統」將歷史書寫賦予求真紀實與以古鑑今的責任，因而使傳統文人創作歷史小說時，總是面對歷史「在中國文史傳統中的神聖光環」，從而「對歷史小說文類形成一道緊箍咒」。但在明清時期的部份文人，他們一方面「有意識地將歷史小說向歷史的天平這一端拉，藉以替歷史小說正名」，透過歷史小說仍然可能「逼近於真實」的訴求，宣稱可以「引導讀者進入正統的政治倫理教訓系統」；另一方面，在實際書寫歷史小說時卻不忘「藉著小說家豐富的想像力，將角色膨脹出正史記錄所沒有的豐富性」。這些明清文人強調理想的歷史小說「必須具備通俗的閱讀樂趣，並且不嚴重違背正史」，小說家要「在正史的文本真實下，作敘事的發明（通俗化、淺顯化），而非故事的發明」（頁1-2）。在張文看來，作為小說家的李尉昂，不僅承襲了《萬曆十五年》史家黃仁宇的敘事偏好，也「基本上承繼」了明清歷史小說的上述傳統。
陳正國論文〈當東方遇上西方——黃仁宇的現代化論述與西方歷史〉，點出了黃仁宇史學背後的西方根源：「十八世紀西方的理性主義史學」，以及黃仁宇側重的「技術主義」觀點現代化論述。儘管慨嘆黃仁宇史學中過份崇尚用以「增加今人（促成現代化社會改革）之勇氣與希望」，史學著述可能因為充斥這種「目的論」熱情而「濃濃掩蓋」了《萬曆十五年》等著作所提供的具體歷史情境與史家洞見（頁17），陳文依然為黃仁宇史學中的「西方史學發展與西方歷史經驗」因素，分梳了眾多有啟發的參考線索。
陳文指出，十八世紀西方理性主義史學為後世留下了不少經典作品，如休姆（David Hume, 1711-1770）的《英國史》（History of England）與吉朋（Edward Gibbon, 1739-1794）的《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這些史學家恪守「以史事闡明哲理」（teaching philosophy by examples）的信條，「讓史書充滿敘述之美」（頁17），兩相比較，「《萬曆十五年》雖然在卷帙上不能與這兩本史學相比，其鋪陳佈局、娓娓道來的本事不遑多讓」；然而，晚年的黃氏史學「則走向了孟德斯鳩《法意》的路子，論斷遠比舉証為多」（頁17）。儘管如此，黃氏史學還另外受到十八世紀西方理性主義史學有關「封建社會」論述的不良影響。陳文指出，十八世紀西方理性主義史學對現代人「歷史意識」影響最深的，「不在定義現代社會，而是敘述何謂封建社會」（頁5）。如同休姆在其《英國史》中，花費相當篇幅討論歷史上的「封建社會」特色，諸如：政府之無效率、司法權的碎裂、人身安全或社會自由無由獲致保障、藝術與科學無法得到鼓勵與刺激。米拉（John Millar, 1735-1801）認為：封建社會即是家族政治，彼此缺乏互信而不能開展共同協商的文明政治；女子也無法進入社會公共領域與男子分享與對話（頁5-6）。這些對「封建社會」的描述與想像，其實正是黃仁宇將傳統中國社會建構為現代化社會「它者」的重要資源。陳文強調，「現代不會單獨存在；它永遠與它的它者一同出現」（頁4）。在建構不能現代化的「它者」時，黃仁宇具體地將傳統中國社會形容為一個在組織技術上不能夠「數目字管理」的社會。
一個社會能否在組織技術上進行「數目字管理」？構成黃仁宇有關「技術主義」觀點的現代化論述。陳文暗示，黃仁宇強調「精密計算」做為西方現代社會的重要特徵，可能直接來自西方經濟史家耐夫（John Ulric Nef）《工業革命的文化基礎》（Cultural Foundations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1958）一書的啟發（頁6）。黃仁宇所提「技術主義」觀點的現代化論述，包含以下兩個重要面向，一是強調商業與法制對現代化的重要性（頁12），突顯傳統中國官僚體系妨礙全國經濟動員能力的組織技術層面問題（頁7-9）。二是試圖區隔「現代化」與「資本主義」，強調「現代化」具有組織技術與資源利用上的實用性與優越性，是反映後進國家必需努力追求的普世價值，而與純粹做為西歐歷史發展特殊經驗的「資本主義」不同（頁12）。
在宣揚現代化普世價值的同時，黃仁宇也介紹了西歐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建造了一個西方現代化的地譜學」，指出「資本主義的發展路線與文藝復興的傳布重疊，從義大利向北傳到法蘭德斯平原以及英國」（頁14）。本身做為一位近代英國史的研究者，陳文認為，黃仁宇將十四世紀威尼斯做為西歐資本主義起源地，並不妥當。威尼斯與其他義大利城邦的商業與政治關係，「比起其他歐洲國家簡單許多」，其特色是「借貸資本主義」（usury capitalism），與十七世紀荷、英的「商業資本主義」很不相同。荷、英等歐洲國家在進入商業資本主義過程中，都面臨了「城市或王權」與「鄉村」（Court and Country）的衝突，其中包括了生產方式、司法管轄權、日常生活習慣與意識型態等差異（頁14），而和義大利情形難以類比。也許是知道其中類比的困難，黃仁宇論述西歐資本主義地譜學的主要徑路，其實並非較廣義的「商業史」，而只是「帳冊、簿記、銀行、信用、政府管理等技術層次所代表的理性與現代化」。在此意義上，黃仁宇才能導出「威尼斯是現代化社會原型」的結論（頁15）。
邱澎生論文〈「數目字管理」是洞見或是限制？審視明清中國市場與政府關係的演變〉，主要以明清經濟史研究的成果，檢討黃仁宇所提的「數目字管理」概念是否適用。全文分為兩節，第一節針對「數目字管理」概念的三大構成要素：經濟組織、法律體系、文化觀念，說明黃氏如何藉此分析明清中國「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而十七世紀末年英國則「能夠在數目字上管理」。第二節透過學界對明清市場與政府關係的新理解，反省「數目字管理」概念的作用與限制。
對黃仁宇使用的「數目字管理」概念，許多人其實是一知半解，即使連許多職業史學家，也經常望文生義甚至強作解人，而對黃仁宇做出有欠公平的批評。根據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Century Ming China（1974）、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1981）、〈我對「資本主義」的認識〉（1986）、《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1991）四種黃仁宇所著論文與專書，邱文將黃氏「數目字管理」概念整理成以下兩個主要內涵：一是將人類歷史發展區分為「以農業組織作國家基幹、以商業組織作國家基幹」兩類不同的「國家社會架構」，前者是「不能在數目上管理的國家」，後者是「能夠在數目上管理的國家」。二是以「經濟組織上的分工合作、法律體系上的權利義務分割歸併、道德觀念上的私人財產權不可侵犯」三要素的相互支持，做為「以商業組織作國家基幹」的基本特徵。將這組概念落實到歷史上，黃先生分別以明代中國為「不能在數目上管理的國家」的典型，而以1689年清教徒革命以後的英國為「能夠在數目上管理的國家」的典型。黃仁宇透過他對明代中國與十七世紀英國歷史的認知與比較，捻出「數目字管理」這組概念，並大力宣揚從中引申而來的「大歷史觀」，這兩組概念既出自他個人進行歷史比較的理智考量，也帶有籲請改革中國與世界所有「不能在數目字上進行管理」國家的關懷情感。
邱文認為，如果僅以十六、十七世紀明清時代這兩百年歷史來看，黃仁宇建構的「數目字管理」概念確有若干洞見，能夠很快點出當時中國缺乏「經濟組織、法律體系、文化觀念」三者間「注重加速交換（exchange）」的互動與支撐；然而，這並不是說是當時中國市場與政府之間，即如黃先生所謂的僅是藉由「政治上的壓力和道德上的宣傳」來連繫。無論是商業組織、法律體系或是產權觀念，在十六世紀以後中國仍有不少有意義的變化可說。十八至十九世紀的兩百年間，清代「經濟組織、法律體系、文化觀念」三者間的變化更是愈來愈多，在當時的「經濟」與「法律」之間，產生許多有意義的制度創新。即使二十世紀初年以前中國沒能出現專門的工商業法典，但這並不表示產權問題未因市場經濟發展而進入司法體系或是公共意見的討論。圍繞著富人或商人的財產問題，明清時期也出現過不少有意義的討論與爭辯。這些現象都不是「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或是「注重凡事維持舊有的均衡」即可輕易概括。
邱文主張，黃仁宇所提「經濟組織、法律體系、文化觀念」三者，基本上對分析明清市場與政府關係演變具有洞見，是可操作的有用研究範式；但是，黃氏未能細緻地進一步說明三者間的交互關連。同時，更因為預設「現代性」發展的普同方向，不僅簡化了近代西方社會發展的曲折過程，也輕估了現代性在傳播過程中受限各地不同既有文化影響而出現「他類現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ies）的可能。邱文以為，黃仁宇揭示的「經濟組織、法律體系、文化觀念」三要素，在分析明清經濟史上極富洞見與潛力，如何努力將這三者關係予以細緻化、動態化？仍是值得有心人繼續發展的學術事業。
在最後的綜合座談會上，好幾位引言人都試圖說明「黃仁宇現象在台灣」，有人回憶自己閱讀黃氏著作的經驗，有人則追念自己與黃氏親身交往的點滴。林載爵先生並有一段有趣的感發，他認為，黃氏著作中，類似「歷史普及讀物」的《萬曆十五年》最早譯成中文，固然使黃仁宇成為廣為台灣讀者熟知的學術明星；然而，這部書在學術專業性上，其實遠遠不能與黃氏的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Century Ming China（1974）相比，此書中譯本：《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阿風、許文繼、倪玉平、徐衛東合譯。北京：三聯書店，2001；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0），卻是直到今年才上市。這部分析「洪武型財政」的專書，不僅顯示出黃氏以財政制度解析社會結構的史家慧識，更蘊含著黃氏多年苦讀全套《明實錄》鉅帙的心血結晶。那些總喜歡批評黃氏「空疏」的學者，若能早些看到這部明代財政專書，可能即不會如此「勇敢」。
職業史家在有機會任教「史學導論」課程或是出外演講「歷史的功用」時，總不忘古人著史「鑑往知來」的光榮傳統，也經常複述著「歷史是現在和過去之間永無止境的對話」；少有職業史家會對外宣稱能夠背誦或是考訂過去時間或是人、地、事、物名稱即可稱做是「史學」；在各種公開場合，總要將「史識」列入「史學」的應有之義。但是，如何落實到自己的研究與教學中？究竟「史識」在哪裏？長得何種模樣？恐怕少有人能清楚論証。黃仁宇著作是否能稱的上是有「史識」？當然又是見仁見智。但由具體的閱讀行為做觀察，黃仁宇著作不僅讓不少讀者覺得讀來「有趣味」，更使讀者感到「受啟發」。做為「行外人士」的一般讀者，他們的閱讀感受其實最直接，是否「有趣味」？是否「受啟發」？總是兩個立即作用的判準，也直接造成史學書籍在書市上滯銷或是暢銷的程度。批評黃仁宇中西不分、天南地北、上下數千年地對歷史「輕描淡寫、錯誤紛陳」，當然也可找到根據；只是，捫心自問：如果寫歷史也該讓人覺得「有趣味、受啟發」，那麼肆言批評的人是否真能繼續「勇於責人」？
另一方面，有些社會科學家以為黃仁宇史學著作已經「反映」了他們想要知道的重要「歷史事實」，似乎覺得批評黃氏著作其實是「無關宏旨」，這也恐怕是「葉公好龍」。他們看重的其實是黃仁宇著作可以與韋伯、布勞岱等外國學者的既有「社會理論」相互印証，而不是如何透過黃仁宇與其他新出史學著作拓廣加深我們對中國歷史的觀察視野與認知方式。他們喜歡的，其實是刻劃在墻上的「假龍」，是可以符合他們心中既有「社會理論」的中國歷史；一旦天外飛來影像各殊、變化萬千的「真龍」，便有些不知所措。即使這些社會科學家大力稱讚黃仁宇，但是，這種大名美譽，恐怕也非黃仁宇先生所好。
由「與大歷史對話——黃仁宇研討會」的八篇論文看來，黃仁宇「史學」著作的影響力，絕非限於「行外之人」。無論論文基旨究係批判或是贊同，這些論文發表人的關心議題、提問方式，以及自我設定的未來努力方向，其實都受黃仁宇著作的剌激與感染，絕非閱讀一般不痛不癢史學著作所可比擬。我想，無論行內或行外，總有後起者不斷閱讀黃先生著作而感到啟發與趣味，從而用不同於職業史學界現狀的讀史眼光、書寫策略與研究徑路，來繼續深化各人心中、筆下的「大歷史」，對於黃仁宇先生這位親身見証近代中國集體苦難與改革成績的史學家，這大概是最好的紀念吧！
附錄：「與大歷史對話——黃仁宇研討會」議程
時間：西元2001年1月6日
地點：台北市市政府舊官邸
主辦單位：《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協辦單位：台北市市政府文化局、時報出版公司、聯經出版公司
9:00--10:10
專題演講：
高承恕，〈從萬曆十五年到二００一年〉
10:20--11:20
第一場：長期合理性與資本主義
主持人：周伯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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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人 |
論文題目 |
評論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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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元領 |
遙遠的現在——論黃仁宇的大歷史考察對中國與全球變遷有何意義 |
高承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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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福鍾 |
黃仁宇和他的大歷史 |
薛化元 |
11:30--12:30
第二場：歷史敘述與意識形態
主持人：楊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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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人 |
論文題目 |
評論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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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哲 |
歷史的合理化及其仲裁——黃仁宇史學的性格與它在二十世紀中國史學裏的位置 |
黃克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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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政寬 |
歷史、虛構與敘事論述——論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 |
林載爵 |
13:30--14:30
第三場：文化史的傳承比較
主持人：林載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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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人 |
論文題目 |
評論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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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季倫 |
「大歷史」的個人——黃仁宇史學中的緊張性 |
彭明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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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惠菁 |
從小說成了清明上河圖——歷史學家黃仁宇與小說家李尉昂 |
陳芳明 |
14:40--15:40
第四場：現代性問題
主持人：楊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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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人 |
論文題目 |
評論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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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正國 |
當東方遇上西方——黃仁宇的現代化論述與西方歷史 |
楊肅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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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澎生 |
「數目字管理」是洞見或是限制？審視明清中國市場與政府關係的演變 |
劉瑞華 |
16:00--17:30
座談會：黃仁宇現象在台灣
出席人：張惠菁、裴元領、楊照、楊澤、林載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