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七力案之我見*

張永健．孫德至

        宋七力案判決（八十七年度上訴字第二四三一號）一出，引起不少討論。其中，「宗教自由」、「分身在客觀上能否驗證」與本案的關連何在，論者爭執激烈；筆者在此也貢獻一得之愚。

        宋七力案判決說「基於信仰或認人有分身，或會發光，或有舍利之存在等，客觀上無從檢驗其真與假，基於憲法保障宗教之信仰自由，司法對於人民真誠信仰之教義或內容，不容加以干預，或檢驗其真偽，自難認被告等人本於宗教活動所為，係在共同施行詐術騙取財物分身」。是這樣嗎？如果有一個宋八力向人宣稱自己遇見來自織女星系的外星人，外星人對他稱讚有加，並同意利用他們的優勢科技，在適當時機扶植宋八力當台灣的獨裁者。宋八力並拿出與外星人的（合成）合照作佐證。有些人，無論是出自敬畏、讚嘆或是想在日後謀個一官半職，紛紛爭相供養宋八力。有一天，宋八力的同謀良心發現，昭告大眾：宋八力嘴巴說的、手上拿的，都是假的。檢警馬上「循線擴大偵辦」，無論是警訊或在法庭上，宋八力均坦承不諱。憤怒的大眾嘶吼著要他還錢、要他坐牢。因為此案與宗教完全無涉，法官當然不能託詞宗教自由了事。法官還是很疑惑，織女星系有沒有高智慧生物，即使送全世界最頂尖的天文學家鑑定也沒個確切答案。但是，難道宋八力的行為，會因為客觀上無法驗證外星人的存在與否，而無罪？

筆者認為，虛擬的宋八力案和真實的宋七力案，背後的推論應該要相同。

一個人向另一群虔信的人宣揚自己深信不疑的信念，是宗教。本來虔誠的人幡然悔悟，那是「改宗」。在篤信多元價值的民主社會中，這些行為都是任何一方的（宗教）自由；無論他們宣揚的信念是什麼。如果宣揚者口是心非，把一群人騙得團團轉，那是說謊。單純說謊，法律不處罰。原因大抵在於說謊造成危害太小，不值得用司法體系這種昂貴的工具處理之。但如果說謊的目的是斂財，法律體系就開始介入了，詐欺罪就是要處理這種問題。宗教自由是詐欺責任的例外嗎？那要看你是否認為「若保護宗教自由，就要保護故意說謊者的言論自由、傳教自由與斂財自由」。如果你的答案和我一樣是「否」，[1]那宋七力案是否有宗教自由的適用，關鍵就在於：「宋七力是否真誠相信自己有法術」（所以不是在騙人）。但是，宋七力曾在警訊時自白「以合成照片假創神蹟行詐之情事」。所以，他是否欺世盜財，相當值得爭議。然而，本案判決卻說「惟本院既認在宗教之領域，系爭所謂分身、發光照片所呈現之影像之真實性，無深究之必要，已如前述，則渠等此部分之警偵訊自白，自亦不足作為認定其犯罪之證據」。根本就顛倒了推論的順序！

從法院判決的文意來看，它似乎認為「客觀上不能驗其真假」與「宗教自由」是宋七力無罪的兩大基石。[2]處理過後者之後，再來討論「客觀上不能驗其真假」，照一般的法律見解，欠缺此要件，雖不能構成詐欺既遂，但仍可以構成詐欺未遂；也不應該向本案法院一樣立刻跳到無罪。

而拙見與通說見解又稍有不同。詐欺罪中到底需不需要討論「詐欺內容與客觀事實是否相符」的問題，可以有三個層次的討論：

第一：你騙我，我被騙給錢。就是這麼單純。你怎麼騙我（與客觀事實是否相符）並不重要。法院究竟能肯定什麼客觀事實呢？人是不是進化來的？到底有沒有外星人？福報存不存在？…如果只因為法官不能回答上列問題，面對「打著宗教的幌子，說著言不由衷的話到處騙錢」的神棍，即令證據確鑿都只能判到詐欺未遂，是不是有些奇怪？[3]我們鼓勵人宣揚自己的信仰，傳播自己的研究成果。但如果有人明知自己的論文數據是假造的仍然公諸於世，輿論都毫不容情地撻伐—無論他的數據是否完美得和現實/客觀世界一樣。那麼，如果有人宣揚的是自己都認為不存在的神或神蹟，藉此斂財，即令吾人不確定神（蹟）是否存在，又何妨於譴責他的欺世盜財？

第二：可以將詐欺案件分為「『可驗證』是否與客觀事實相符」及「『不可驗證』是否與客觀事實相符」。對於前者的案型，仍按照傳統見解，與客觀事實相符者，未遂；不相符者，既遂。但對於後者，筆者有一個大膽的想法：刑法常說「無罪推定』或「有疑唯利被告原則』。這是法官對「可能被舉證，但個案中未被任何一方舉證」的心證規則。但對於某些案例中「『控方』不可能舉證或舉證成本極高」的事實，例如：是否有分身，還要義無反顧地堅持這個原則？如果法官已經得到被告說謊的心證(也就是，被告至少是未遂犯)，或許可以考慮轉換舉證責任，讓主觀上已經說謊的行為人，自己來證明該事實（例如：表演分身）。如果他無法舉證，則論以既遂。理由在於，行為人自己最知道這件事情的真假，主觀上說謊，我們認為已經有了刑罰的基礎(因為刑法告訴我們，主觀上不要去侵害別人的法益)，如果行為人希望得到比較輕的處罰，考量舉證難易以及查證成本，應該由行為人來舉證為真。

        第三：本案法院或許是先有結論，再找答案。法院可能覺得此種事務不宜施以刑罰。蓋民法侵權行為也可以處理詐欺取財的問題，有什麼理由要動用既有謙抑性，又有最後手段性的刑罰呢？許多社會法益和國家法益之罪，會因為有未遂犯的性質，所以會欠缺民法上的請求權基礎；或者是雖然對社會整體影響很大，但對個人影響很小，所以個人缺乏提起訴訟的誘因。是故，我們將這種事務劃給刑法處理，由檢察官當公益的代表人。至於個人法益罪中的殺人、傷害罪，則是因為被害者的傷害甚大，大到若只用民法處理，加害人也因為無資力而賠不起。賠不起，則嚇阻效果低。故要用自由刑或死刑來提高嚇阻效果。那詐欺呢？詐欺罪製造的法益侵害就是那筆錢。除非詐欺者總是馬上把錢花光，而且身無恆產，以致於若只用民事方法處理，仍有誘因不足的問題。若非如此，則詐欺罪也應該考慮除罪化。[4]

宋七力案有豐富的法律議題值得討論。但法院卻說「信者恆信」，引起各界譁然。信者其實不恆信，否則，怎麼會有信徒出面指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