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市場決定誰作律師吧！

        經過漫長等待，律師榜單在考生一片訝異聲中揭曉，報考人數是歷史新高的6565人，錄取人數卻較去年整整掉了300人，僅有200餘人，錄取率較諸立法院審議中的三合一條例所訂之16%也是天差地遠。筆者雖幸而考上，但仍覺得整個國家考試制度存有太多值得三思之處。僅就親身見聞與思考，提供主事者參酌。

        錄取人數一直是爭論的焦點。的確，看到遍地遺珠、賢士在野，誰能不嘆？或有認為：「大幅開放錄取人數，造成牛驥同皂。」這似乎輕忽了「市場」的作用，和學校教育的成果。考生讀完法律系四年的繁重學業，又在國家考試中名列前茅（16%是多是少，可以討論，但是低於8%就太離譜了）後，仍須爭取律師事務所讓他實習，期滿還要用「自己的表現」爭取合約，事務所當然是現實的；走投無路之下自立門戶，但又有多少人會隨便選擇路邊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律師？混不下去的人，自然會退出市場。而且，一旦是自由競爭市場，各種提供資訊的機制就會應運而生（「消基會」就是一例），消費者並不會無所措其手足（6000個律師難以挑選，現在台灣有4000個律師，就很好挑？從來就沒有人是照著電話簿在挑律師的，仍然是依據各種形式的「口碑」）。

        更根本的問題是，為什麼要有職業證照制度？證照是一種「進入障礙」，必然降低業內的競爭、抬高該行業服務的價格。當然也有好處：降低消費者的徵信成本。但值得思考的是：一、降低消費者的徵信成本，可以用「證書」來代替「證照」。也就是說，可以規定凡法律系畢業者即可執業，但國家可以辦理考試，通過者即發給「證書」，如此，相信「國家的證書等同於能力」的消費者就可以選擇有「證書」的律師；但同時，那些不想浪費時間背誦法條以通過國家考試、但是真正有能力的人，一樣可能在律師市場上出人頭地。二、Milton Friedman在「Capitalism and Freedom(資本主義與自由)」中對證照大肆抨擊：「證照制度降低了服務的數量和品質；減少了想成為醫生的人之機會，強迫它們追求較不具吸引力的職業；強迫大眾為不太令人滿意的醫療服務付出較高的代價；減緩了醫療內容的技術發展。」、「一個人在二、三十年前具有通過考試的能力，並不能保證目前的品質。」、「家父長主義不具說服力…其認為個人沒有能力適當地選擇它們的服務者：醫生、水管工、理髮師。」三、有人認為：應該維持律師市場的寡占和固定收費標準，才不會有「盲目的削價競爭」，律師高水準的服務需以高收費維持。想一想中華電信獨大和現在電信市場百家爭鳴的情景，當年中華電信不也這麼主張嗎？況且，不是每一個消費者都「需要」高品質的服務！無力支付高額律師費的窮人，難道沒有「用普通費用購買普通品質服務」的「權利」？

        基於以上理由，筆者認為現行證照制度的合理性根本大有問題，即令要繼續保留這個糟糕的制度，也應該仔細衡量它的成本和效益，正視錄取人數過低造成的「無效率」。到底是主管機關比較知道市場需要多少律師？還是市場上看不見的手比較知道？

想一想，6565個考生，扣除那些有正職的法律工作者，仍有為數不少的法律系畢業生不斷地在各個考試中打滾，有些人本來就有考上的實力，只因為臨場狀態不佳、碰到特別不欣賞他的改題者等等理由而中箭落馬，他們只能再念一年同樣的東西、死記無數遍法條，才能考上，而考上之後，實務人士會告訴你：「你過去讀的那些學說，『與實務作法不合』！」要求你全部忘掉…先不論這種理論和實務脫軌的怪狀何以致之，這表示說讓那些屢敗屢戰的考生考越多次、越沒意義，因為代價是青春和鬥志，而且換來的可能是一場空。

而在很多人浪費時間準備考試時，律師們案件應接不暇；檢察官負擔沈重；法官們每月分到幾百件案子，卻沒有多少助理能幫忙整理爭點或最新學說，而當事人從遞狀到審理要苦苦地等上兩年；台北市民公證契約還要跑到新店…這些難道不是人力資源的嚴重誤置？如果規定法律系畢業生在通過一個基本的測驗，並當過三、五年法官助理後，可以成為律師，再由市場調節，不會更好嗎？

難道，每年的一堆考試都要考生從頭來過？難道不能採用「資格考」的模式？曾通過科目短期內不用重考，不是可以減少改題教授寶貴的時間？不是可以讓考生無庸背重複的學說和法條？

此外，在現制之下，「臆測」錄取人數往往是焦慮考生的共同話題，從上一榜揭曉後，本次的「預測」錄取人數就不斷向上飛升，從「五百完人」到「八百壯士」到「千人」，消息來源往往都號稱是「權威內部消息人士」 。經過口耳相傳，很多人因而調整讀書的步調（法律學，本來就不該是法律人學識的全部，閱讀其他學門的文獻，不但不應非難、更應該鼓勵）；但後來情勢急轉直下，錄取人數像台灣的股市一樣無量下跌，直直落到令人沮喪的「兩百人」 。箇中原因又是謠言頻傳，從「律師公會施壓」到「三合一條例未及實施」，但從來沒有人能得到官方說法，我們也只能在一片迷霧中摸索。極端缺乏資訊對人生規劃造成的不便，實非筆墨所能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