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從法律的義務（The Duty/Obligation to Obey the Law）

王鵬翔

最後修訂日 03/2017

一、詞條說明

對於自己身屬之政治社群的法律，我們負有服從的義務嗎？眾所皆知，法律與義務之間具有緊密的關聯：如果法律要求我們做某件事，通常我們就做這件事的法律義務（legal obligation）。但法律所賦予的義務只是法律觀點下的義務（obligation from the legal point of view），或是真正的道德義務（genuine moral obligation），在法律哲學中仍有爭議。服從義務關切的問題是後者：我們是否有服從法律的道德義務？

      必須注意一點：「遵守法律」（comply with the law）不等於「服從法律」（obey the law）。「遵守法律」指的是一個人做出符合法律要求的行為，而不論是出於什麼樣的動機或理由。例如，怕被開發單而不敢闖紅燈（畏懼制裁）；在路上靠右走只因為大家都靠右走（從眾的習慣）；相信殺生是道德上錯誤的行為所以不殺人（基於道德理由）。這些都只能算是遵守法律的行為。

　　主張有服從法律的義務是更強的宣稱：

「對於社群C的每一個公民X而言，只要C的法律要求X做A，X就有義務去做A，只因為這是法律的規定。」

所謂「服從法律」指的是：「我有（道德）義務去做某件事，只因為法律要求我這麼做」。換言之，主張我們有服從法律的義務，即意謂著：法律的要求本身就能夠提供或構成我們去遵守法律的理由（參照「法律的規範性」）。

　　「服從法律的義務」（以下有時簡稱「服從義務」）這個概念具有幾個重要特性：

　　首先，它是一種普遍性的義務，亦即對於任何的法律規定，所有的公民都有服從的義務，而不論個別的公民對於某項法律規定是否採取贊同的態度。

　　其次，服從義務具有形式性或獨立於內容的（content-independent）特性，它與法律的內容──亦即法律所要求的行為──的評價或後果無關。如果我們負有服從法律的義務，那麼即便違反法律不會受到制裁，或著我們認為法律的要求在道德上有瑕疵，我們仍然有義務去遵守法律的規定。

      最後，服從義務具有凌駕性（overriding）或阻斷性（peremptory）。當服從義務與個人的欲望或其他理由相衝突時，前者通常具有優先性。雖然這並不排除在特殊的情況下，服從義務可能會被其它種類的義務（尤其是道德義務）所凌駕（參見「公民不服從」）。

　　以上只是對服從義務的概念分析，亦即：如果我們有服從法律的義務，這會是一種什麼樣的義務？但我們尚未回答「究竟公民是否負有服從法律的義務？」這涉及服從義務是否可能成立以及如何證成的問題。

　　服從義務的成立經常被視為政治權威的正當性問題：如果國家具有正當權威，相應地，人民就對其所制定的法律負有服從義務。國家必然會宣稱自己具有正當權威，這包含了宣稱人民對其法律負有服從義務；但國家的正當權威宣稱是否可能成立，頗受質疑。哲學無政府主義者如沃爾夫（Robert Paul Wolff）即認為，權威本質上與個人自主相衝突，因此政治權威根本不可能具有正當性。比較溫和的論者如拉茲（Joseph Raz）則認為，雖然政治權威有可能被正當化，但國家的正當權威宣稱，往往超過其權威可能具有正當性的範圍。國家即便具有正當權威，也只限於在特定的事務領域擁有凌駕於某些人的權威，而不可能對於所有人在任何事務都擁有不受限的正當權威。（參見「法律的權威性」）

      儘管服從義務的證成可能性經常受到質疑，但在法理學與政治哲學理論中，仍不乏各種不同為服從義務辯護的方式，以下簡介幾個主要理論及其問題：

（一）同意論

　　同意論認為，作為平等自主的個人，除非經過同意（承諾、合意、締結契約），否則一個人沒有聽命於另外一個人的義務。因此，服從法律的義務來自於，個人曾經自願同意接受國家的統治並受其法律拘束。

　　同意論的問題在於，很難認定何種行為算是「自願同意」。除了軍人、公務員、歸化者會宣誓要遵守國家法律之外，現實中很少人曾經明白表示過同意接受國家統治。同意論者因而將「同意」解釋為包含「默示同意」（tacit consent）：例如參加投票選舉、持續居住、享受國家的福利或保護等事實，皆可視為默示的同意。但這很難自圓其說。投反對票或放棄投票的人，就不負有服從義務嗎？持續居住在國家的領土往往是無可選擇的結果，未必就表示同意接受國家的統治。享受某人帶給我的福利，也不代表我就會同意服從他的任何命令（參見以下「感恩論」部分）。

      同意論者最後只能轉向「假設的同意」（hypothetical consent）：假設處於沒有國家的自然狀態，理性自利的人會選擇締結創建國家的契約並服從其統治（參見社會契約）。姑且不論這項假設是否成立（哲學無政府主義就可能認為，相較於國家統治，無政府狀態才是更好的選擇），此處的問題在於：同意論者認為服從義務來自於我們曾經表達過同意（不論是明示或默示的），但所謂「假設的同意」，無論如何都不會是實際上真正作出的自願同意行為。

（二）報恩論

  報恩論可能是最早提出來為服從義務辯護的論據（可溯自柏拉圖的《克里多篇》）。其論證如下：

（1）    受恩者對施恩者應予回報。

（2）    如果施恩者要求受恩者以服從其命令作為回報方式，受恩者即有義務服從其命令。

（3）    國家施予我們某些恩惠，例如維持治安、提供教育、公共設施等等。

（4）    因此，我們應該回報國家。  （由前提(1), (2),(3)得出）

（5）    國家要求我們以服從法律的方式來回報。

（6）    因此，我們有服從法律的義務。 （由前提(4), (5)得出）

       這個論證最大的問題在於前提（2）：服從施恩者的命令就是回報施恩者的適當方式或甚至是唯一方式嗎？想像有個男生殷勤地追求某個女生：送花請吃飯看電影、接送上下學、生病陪她就醫出醫藥費……。當這位施恩的男生要求受恩的女生說：「你得當我的女朋友！」，我們顯然不會認為後者就有義務照做，要回報這樣的恩惠，寫張感謝卡或許就夠了。

      針對前提（3）的質疑則是：國家為我們所作的事情，未必是單方的施予恩惠，而是人民付出某些代價（例如繳稅）所換來的對價。若是如此，則我們就不是所謂的受恩者，除了付出代價之外也不負有額外的回報義務。

      關於前提（1），可以區分兩種情況：對於主動索求而來的恩惠，受恩者理應回報；但對於不請自來的恩惠，或許受恩者要心存感激，但未必就有回報的義務。例如：我的鄰居是位知名男高音，常可聽到他練唱，我固然樂於享受歌聲之美，但我並不需要因此付錢給他。同樣地，國家所提供的種種利益或好處，往往不是我們主動請求而來，而只是單純被動地接受。若是如此，則我們未必就負有回報或甚至服從的義務。

（三）公平論

   最通行的辯護服從義務方式是哈特（H.L.A. Hart）提出的公平論。它的基本論證如下：

（1）    在一個透過規則來治理的共同生活中，如果個別的成員由於其自由受到規則的限制而使得大家都受益，那麼受益的成員就有義務去服從這些規則。

（2）    在以法律來治理的社會中，絕大部分的成員都會因為其自由受到法律限制而使得大家都受益。

 因此，社會成員有義務服從法律。

乍看之下，公平論的論證結構相當類似於報恩論。但其背後立基的是所謂「公平原則」（the principle of fairness）：「一個人只享受他人守法所帶來的利益，自己卻不守法，這是不公平的。」

      但公平論也面臨了類似報恩論的問題。諾齊克（Robert Nozick）曾經提出一個著名反例：有一個365人的社區，建立了一套公共廣播系統，利用這個系統，大家每天定時輪流提供餘興節目（放音樂、說笑話…）。你從一開始就沒有意願參與這個活動，但你仍然聆聽了其他成員所提供的笑話或音樂。等輪到你的那一天，你仍然有義務提供節目嗎？

      按照公平原則，答案是肯定的。但諾齊克認為，在這個例子中，你所享受的利益不是你自己主動索求而來，而是被動接受的。如果要求你為此分擔義務，等於是強迫你為自己無意得到的東西付出代價，這很難說是「公平」的。

      公平論者因而將公平原則修正為：「只有當受益的成員是自願主動地（voluntarily）接受利益時，才負有分擔的義務。」但修正版的公平論仍有下列問題：

       首先，要如何區分「主動接受利益」與「被動享受利益」？以是否明白表示接受的意願為準嗎？倘若如此，又會面臨與同意論一樣的難題。

        其次，對於那些從未主動要求或接受法治社會所帶來之利益的成員，難道她就不必負有服從法律的義務嗎？如前所述，如果服從義務的確成立，這是一種普遍性的義務，並不會因為個人是否主動接受利益而有所差別。

公平論的一種回應方式是：有許多利益──例如良好的治安與交通、健康無污染的環境、國防安全等等──屬於所謂「公共財」(public goods)，它們是生活在社會中的任何人──不論自願與否──都會享受到的。公平原則的另一種修正方式是：「任何人只要從公共財所獲益，就有義務去服從治理共同生活的規則。」但這個版本的公平原則是否成立，仍有疑問。

（四）自然義務論

　　非常簡化地說，羅爾斯（John Rawls）提出的自然義務論主張：我們有支持和促進合乎正義之社會體制的自然義務（natural duty），而這項義務包含了服從正義體制下的法律。（參見「正義」）

       自然義務論是羅爾斯正義論的一個環節，在此不多贅述，僅指出幾個可能問題：

      首先，我們通常只對自己所屬的國家或社群負有服從義務。例如，我不會因為瑞士是個正義之邦，就認為自己有義務去支瑞士的社會體制並服從瑞士的法律。但從自然義務論的基本主張卻可以推論出：我們對於任何一個合乎正義的國家都負有服從義務。

      其次，一個社會體制基本上符合正義原則的國家，仍可能制定個別的、不公正的法律，對於這些法律我們是否仍有服從義務，仍有爭議（參見「公民不服從」）。

（五）社群義務論

        另一種為服從義務辯護的方式是社群義務論。服從義務宣稱：「當法律要求我做某件事時，我就有義務去做這件事，只因為這是法律的要求。」我們可以先追問：在什麼樣的條件下，「一個人要求我做某個行為」這個事實，就可以提供我應該或有義務去做這件事的理由？

一個可能的回答是：當我和這個人之間具有某種特定的身分關係。例如： 你是我的朋友，你請我幫你搬家，這提供了我應該幫你搬家的理由。我之所以應該幫忙你，不是因為搬家這個行為的好處，而是由於我們彼此是朋友。如果你是陌生人，你要我幫你搬家，我不會因此就有理由照做。

除了同意和享受利益之外，身分關係也可以是義務的來源之一。某些身分關係內建了義務的要素，例如「彼此應該互相幫助」是朋友關係的構成要素、「彼此應該互相照顧」是家庭成員關係的構成要素。在某個意義上，法律代表了政治社群對其成員所提出的行為要求，從而服從義務可視為一種基於社群身分的義務，亦即所謂「社群義務」（associative or communal obligations）：一個人身為某個政治社群的成員這項關係，使得這個社群的法律能夠賦予他真正的道德義務。

非常粗略地說，能夠產生義務的社群身分關係，具備以下的性質：

首先，這種身分關係具有相互性，而非片面決定，通常也不是自願性，而是透過互動逐漸發展出來的。以朋友關係為例，我不會因為你單方認定我是你的朋友就變成你的朋友，我們必須彼此認為對方是朋友，才會處於朋友關係，而這種關係通常不是透過承諾或同意所產生的，而是透過持續互動逐漸形成的。

同樣地，屬於某個政治社群這種身分關係也不是單方片面決定的，我不會因為某個國家主動授予我該國的身分證，就變成這個國家的一員；某個國家也不會因為我認同它，就自動把我視為它的國民，政治身分關係是建立在相互認同之上的。並且，除了歸化宣誓等少數例外狀況，政治身分關係的形成通常是非自願的。

更重要的是，這種能夠產生義務的身分關係所結合的群體，必須是一種「互惠社群」（associative community）。再以朋友關係為例。如果你我雖然認同彼此是朋友，但卻從未互相關心幫助，那就只是「有朋友之名，無朋友之實」。當你忽然要我我幫忙搬家時，我很難認為你的請求具有拘束力。就服從義務而言，關鍵的問題是：政治社群必須以什麼樣的式對待其成員，才能算是互惠社群，從而其成員才負有服從義務？一個代表性的回答是德沃金（Ronald Dworkin）提出的原則一貫論（integrity，參考「整全法」）：只有當政治社群對其成員恪盡平等義務，以原則一貫的方式平等地關懷及尊重每個成員時，其成員才負有服從義務。

　   和上述幾種理論一樣，社群義務論也有不少棘手問題與反例，在此不再贅述，有興趣的讀者可從以下參考文獻中討論社群義務的部分，獲得更多相關資訊。

      最後必須強調，即便很難證明我們有服從法律的義務，這並不代表我們就沒有任何理由或誘因去遵守法律。相反地，我們經常有自利或明智的理由去遵守法律──避免遭受處罰是最典型的一種。即便如此，討論是否有服從法律的義務仍有重要實益。法律是一種強制性的社會制度：國家可以動用強制力去貫徹、執行法律的要求，並且處罰做出違法行為的公民。（參見「法律與強制」）如果我們沒有服從法律的義務，那麼國家將失去行使強制力的正當性依據──在這個情況下，國家將與持槍的搶匪沒有什麼兩樣，都只是以強制的方式來脅迫我們去做無義務之事。就此而言，服從義務的存在，將是國家行使強制力具有正當性的必要條件之一。

二、相關詞條

法律義務、法律的規範性、法律的權威性、正義、公民不服從

三、參考文獻

William A. Edmundson (ed.) (1999), The Duty to Obey the Law: Selected Philosophical Readings, Lanham: Rowan & Littlefield.

Dudley Knowles (2010), Political Obligatio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 New York: Routledge.

喬納森．華夫 (Jonathan Wolff) (2002)，《政治哲學緒論》，第二章「為國家辯護」，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謝世民（2002），政治權力、政治權威與政治義務，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1期，頁1-41。

謝世民（2014），平等義務與守法義務，收於謝世民編「以平等為本的自由主義─德沃金法政哲學研究」，頁237-278，開學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