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中研院生醫所所長被認為有不當得利之嫌而受調查，目前多數批評者認為其侵害公共利益；因當事人身處國家單位，是利用公共資源生產出技術，這技術應為公共財，衍生的利益也應為公共財。此處所援引道德價值是公平，其所關切「公共利益」是維護公共財完整。這當然是重要考量，但公共利益是否還有其他內容？

     　當公共財是靜態且既定的，那侵佔公款的界定或許較容易。但當公共利益是動態時，牽涉到公共資源能否促進產業升級的時候，則這些公與私的分界就不容易那麼清楚。經濟發展與產業升級實際上就是一個動態的、更為重要的「公共利益」。

     　十多年來，台灣已投入龐大資源在生命科學相關領域，目的之一是發展生技醫藥等新興產業，目前成果仍相當有限，但這也是全球各國都在進行的經濟競賽。產業政策最重要的目的，是未雨綢繆促進新興產業的產生。而經濟體越落後就越需要此等干預，同時，知識密集產業日漸重要，其研發密度也較高。即使先進國家雖然已經居於領先地位，仍在世貿規範中捍衛其國家補貼研發的權利，以便利參與未來知識產業的競爭，何況力爭上游的台灣更需要繼續採行補貼研發的產業政策。

     　這必然牽涉到運用公共資源來促進發展。既然台灣不會再運用公營企業來發展新興產業，既然新興產業的建立，依賴有競爭力的私企業的出現，對補貼的研發必然意味著將公共資源給予私部門，困難處在於要給對對象並且能有成果。為了避免補貼淪為不當的利益輸送，這就有賴各種機制的建立。但無論如何，防弊雖然重要，但「興利」卻是這些政策的目標。如果社會共識認為「防弊」是最高價值，那就應該放棄促進產業升級、並取消補貼研發的政策。公共輿論監督是社會進步重要的動力，不過，在督促防弊機制的改善的同時，恐也需注意如何促進興利這目標。

    　在台灣戰後發展過程中，這公與私分際的問題也一再出現。現在台灣能以高科技產業在全球經濟中立足，也是高度受惠於當初各種形式的產業政策。譬如，至今曹興誠與張忠謀都是社會賢達是極受尊敬的「企業家」。不過實際上，他們所成功領導的企業─聯華電子與台積電，並非他們出資創立的。這兩家公司都是政府於一九八○年代先後成立的準公有企業，是把工研院電子所進行的國家積體電路計畫分割出來，所成立的衍生公司。兩位當時都任職於工研院，受政府委託出任衍生公司的「專業經理人」。因委託得人，企業得以順利發展成為台灣電子業的支柱。當時，能夠把政府全程推動且主要出資的準公有企業，轉化成為私企業來經營，事後證明是很成功的「興利」作法。這種處理公私利益分際的作法，或許因為當時社會的發展共識較強，或因主事者如李國鼎孫運璿等威望較高，或因其他因素，當時對這樣的作法並沒有太多的質疑。

     　產業政策必然牽涉到運用公共資源來幫助私部門。這些事情最困難的部分，就是設計出適當的機制來協調這公與私利益的流動，一方面必須得到社會認可，另一方面能推動產業升級。筆者絕對同意這過程需有監督規範的機制，需要防範不當的利益輸送，在此只是提出故事的另一面，台灣仍須進一步產業升級，即公共利益也包括動態的「興利」，產業政策的目的是為社會興利，防弊應只是為了讓興利順利進行，因而制度設計也需要能促進升級，而這是一個需要大家一起克服的困難。

     　產業政策運用到龐大公共資源，成果當然需要被監督檢驗。不過，最重要的檢驗標準應在於長期的興利成果，在於是否能成功的促進新興產業的產生，憂慮所在是二十年後，台灣是否能有新一批的產業作為經濟的支柱。台灣的生技醫藥產業能否成功尚在未定之天，但這未來的發展成果才應是檢驗政策成效的主要根據。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