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物質文化層面而言,本文探討寄生蟲學研究和十九世紀崛起的所謂「博物館式科學」(museological
sciences)之間的密切關係,進而探討此一研究模式中「博物館」(泛指標本和資訊收集、整理、儲藏、分類、綜合歸納與標準化的場所)和田野的關係,如何呼應帝國中心與邊陲的權力關係與分工模式。另一方面,十九世紀寄生蟲學研究涉及昆蟲、寄生蟲、病人、病理組織、血液等研究材料的取得,標本、玻片的搜集、製作,以及視覺觀察、顯微鏡操作使用。這些活動都密切牽涉到使用身體感官的技藝。本文分析這樣的技藝在寄生蟲學研究中的重要性。同時透過當地助手取得與使用此種技藝的方式,指出視覺觀察相對於研究者理論立場的某種自主性,修正某些科學哲學家對所謂「承載理論的觀察」(theory
loaded observation)的過度強調,強調感官實作在科學研究的重要性。最後本文討論研究對象物的「物性」如何使得研究者修正其原先的研究假設,發展出新的概念、研究方案以及相關的視覺技能和研究技術。這篇論文可讓我們更深刻的了解「物」、「身體感」和熱帶醫學知識的構成之間的關係。
本文所做的新修訂包括在pp.11-12,引用Lorrain
Daston 和Peter
Galison所謂的「運作物」(working
objects)和「質樸的自然」(raw
nature)的區分,目的是要避免讀者誤解本文在哲學上要回到傳統的實在論(realism)的立場。p.21對羅斯的研究做了更詳細的敘述,讓討論更為完整。pp.
15-16 則新加入昏睡病研究的英國研究者以及她們所訓練的當地助手的顯微鏡觀察經驗,來強化本文的論點。
就計劃的整合我只有一個觀察與建議。目前我們的論文處理的物和身體感似乎可以分成兩大類。一種是日常生活中的物和身體感,如家具的舒適感,其中的
natives可能不見有刻意地去培養訓練這樣的身體感,乃至讓感官運作去遷就某種特定的目的。甚至natives本身不見得意識到其身體感所具有的文化分類意義(如侗人的飲食口味)。另一類則牽涉到為特定目的訓練培養出來的身體感,如觸診、看顯微鏡以及品鑑茶葉,其中的natives非常自覺地去鍛鍊這些身體感,而且在某種程度上相當了解它們的意義與重要性。而這些身體感也不是每個人都具備,而是種相對稀有的技能,甚至即使接受同樣的訓練也不見得人人都能辦到。因此,本書的導論可能需要將這兩類的身體感放在一個大架構下,討論彼此的差異和關係,才會達到較好的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