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澤顯浩 OSAWA Akihiro*
前 言
闡明「二十四孝」的形成是一種揭開中國民俗性心態的問題。其整個過程有很多因素，例如有關宗族倫理的因素，儒教、佛教、道教等宗教性的因素，還有以母子結合的強固性代表的心理性的因素。透過這些因素，中國人一直認?孝道就是穩定社會和保障秩序最重要力量。
關於「二十四孝」的由來存在許多?法，現存「二十四孝」直接的藍本，應該是元末人郭居敬編纂的《二十四孝詩選》。日本書誌學專家川?一馬介紹《二十四孝詩選》(日本室町中期抄本)時，提到《續文獻通考》，認為《二十四孝詩選》是郭居敬所作。
[１]
王圻《續文獻通考》卷七十一，節義考，孝子云：
郭居敬尤溪人。性至孝，事親，左右承順，得其歡心。嘗摭虞舜而下二十四人孝行之?序而詩之，名二十四孝詩，以訓童蒙。
到了明末萬?年間又有《日記故事》系統的「二十四孝」出現，之後到現在為止《日記故事》系統的「二十四孝」就成為「二十四孝」的代表。現在流行的「二十四孝」就是屬於這個系統，各種年畫或者兒童讀物所描寫的「二十四孝」也是《日記故事》系統為主。
「二十四孝」之稱固定後，其內容到現在仍持續地變化中。文獻上「二十四孝」一詞最早出現的時間，現在可以確認的是敦煌出土「故圓鑒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Stein，No.7）。
[２]
〈二十四孝押座文〉裡面，有目連、舜、王祥、郭巨、老萊等孝子的名字。
目連已救青提母、我佛肩舁淨梵王、萬代史書歌舜主、千年人口讚王祥、慈烏返哺猶懷感、鴻雁纔飛便著行、郭巨願埋親子息、老萊歡著綵衣裳。
更者「泣竹筍生名最重」，「扇枕」、「溫?」、「共樹共枝爭判割」等句來看，這內容還有孟宗、黃香（王延）、田真。這些來自中世的佛教?法或者《孝子傳》之類的一套所謂原「二十四孝」孝子故事之中，後來發生了華北的宋金元墓壁畫的孝子圖。這些孝子圖像的主要內容跟元末時期在高麗編纂的《孝行錄》一樣。
之後到元末有種種「二十四孝圖」。如在謝應芳《龜巢稿》卷十四，〈二十四孝?序〉（《四部叢刊》三編）、張憲《玉笥集》卷五〈題王克孝二十四孝圖〉（《粵雅堂叢書》初編二集）等等元人的文集中都可見「二十四孝」。
[３]
元代木刻「二十四孝圖」到現在為止所發現的只有一張，是在土耳其伊斯坦堡（Istanbul）的托普卡普（Topkapi）宮殿美術館所藏。
[４]
一、「二十四孝」的三系統：《孝行?》、《二十四孝詩選》、《日記故事》
〈一〉《孝行錄》：
在元末高麗編纂的，有前後二章。前章就是「二十四孝」。此書乃最早為「二十四孝圖」作贊的文獻。書前有至正六年（1346）李齊賢的〈序〉云：
府院君吉昌權公，嘗命工人，畫二十四孝圖，僕即?人頗傳之。既而院君以畫與?，獻之大人菊齋國老，菊齋又手抄三十有八事，而虞丘子附子路，王延附黃香，則為章六十有二，具辭語未免於冗且俚，蓋欲田野之民皆得易讀而悉知也。
可見乃是供民眾教化用或是作為童蒙書之用。府院君吉昌權公就是高麗末期的權準，菊齋是權準父親權溥的號。這個權準初獻的前二十四章就是《孝行?》系「二十四孝」。根據橋本草子教授的研究，現存的《孝行?》版本是權準的孫子權近在永樂三年（1405）加以註解的，日本東京尊經閣文庫藏有一本。
[５]
另外有江戶時代狩谷?齋抄本，影印附在黑田彰，《孝子傳?研究》（思文閣出版，2001）。
《孝行?》系「二十四孝」和主要的宋金元墓中所見的壁畫與磚彫，或石棺上所見孝子圖像之傍題卻是一?的，
[６]
可見必定有其共同的範本。其載之二十四孝子如下：
虞舜、老萊子、琰子、曾參、閔損、蔡順、郭巨、董永、丁蘭、姜詩、陸績、孟宗、王祥、楊香、韓伯瑜、元覺、劉明達、田?、曹娥、劉殷、魯義姑、鮑山、趙孝宗、王武子。
其中，用?體強調的虞舜、老萊子、郯子、曾參、閔損、蔡順、郭巨、董永、丁蘭、姜詩、陸績、孟宗、王祥、楊香等十四個孝子是三個系統都有的「二十四孝」骨幹孝子，下面都如此。
《孝行?》系統的「二十四孝」到後來也有些許的變化，出現在明末日用類書之中。例如萬?丁酉二十五年（1597）序刊《五車拔錦》卷三，人紀門，?朝臣紀，「二十四孝」：
大舜、曾參、閔損、江革、老萊子、韓伯瑜、陸績、郭巨、魯義姑、趙孝宗、董永、丁蘭、王武子、孟宗、王祥、劉毅、田?、陳娥、范宣、王裒、趙咨、仲由、鮑山、（一共二十三孝子，缺一名，可能是姜詩？劉毅可能是劉殷之筆誤）
[７]
這裡的二十四孝和以上談到的三個系統都不完全相同，《五車拔錦》和《孝行?》共有十六孝子。《孝行?》的「郯子、蔡順、姜詩、楊香、元覺、劉明達、曹娥、劉殷」八個孝子、在《五車拔錦》中改為「江革、劉毅、陳娥、范宣、王裒、趙咨、仲由」七個孝子。尤其是陳娥、范宣、仲由、江革等四人，在《孝行?》和《詩選》中都沒有，卻在日用類書的「?朝臣紀」被記載進去，可見在現存範圍中可能還有別的「二十四孝」系統存在。
這種日用類書的「二十四孝」之中，可能最早是《群書拾唾》卷五，古今人品：
[８]
大舜、老萊子、曾參、閔損、＊江革、陸績、郭巨、董永、丁蘭、韓伯瑜、劉殷、田?、孟宗、王祥、＊陳娥、＊蔡姑、魯義姑、姜詩、睒子、鮑山、＊黃香、趙孝宗、王武子、元覺、（有下線的五孝子《五車拔錦》裏沒有）。
《群書拾唾》共十二卷，張九韶編，汪道昆增訂。
[９]
比較《孝行?》來看，跟《孝行?》共有二十個孝子。有＊號的「江革、黃香、陳娥、蔡姑」四名孝子，《孝行?》裏面改變了「蔡順、楊香、劉明達、曹娥」。總之而言，離《孝行?》的差異，《群書拾唾》比《五車拔錦》小，而且劉殷之筆誤也沒有，儘管不能確定刊行《群書拾唾》的時期，好像《群書拾唾》在《孝行?》和《五車拔錦》之中間。(再比較《二十四孝詩選》的話，《群書拾唾》的「＊江革、韓伯瑜、劉殷、＊陳娥、＊蔡姑、魯義姑、鮑山、趙孝宗、王武子、元覺」十名，成為《二十四孝詩選》的「漢文帝、蔡順、唐夫人、吳猛、庾黔婁、黃山谷、朱壽昌、王裒、張孝張禮、楊香」。)
汪道昆是嘉靖萬?間人，萬?二十一年（1593）卒。至少可以?《群書拾唾》比《五車拔錦》早一點。張九韶有洪武三十年(1397)建安書堂刊本《元史節要》二卷（國會圖書館攝製北平圖書館善本書）。因為汪道昆所增訂內容現在不清楚，所以《群書拾唾》的「二十四孝」明初是否已經存在還不能斷定，但是不能否定把明初「二十四孝」的史料傳下來的可能性。
另外還有別種日用類書，在其〈人紀門，?朝臣紀〉中只有「二十四孝」的名單，沒有孝子故事。而且各個日用類書的記載有一些變異，其內容現在不講了，收「二十四孝」的日用類書有如下：
《新刻天下四民便?三台萬用正宗》四十三卷，明余象斗撰，萬曆二十七年餘氏雙峰堂刊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新鍥全補天下四民利用便觀五車拔錦》三十三卷，明徐三友校，萬曆二十五年書林閩建雲齋刊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新鍥燕台校正天下通行文林聚寶萬卷星羅》三十六卷，萬曆中刊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鼎鋟崇文閣彙纂士民萬用正宗不求人全編》三十五卷，明龍陽子輯，萬曆三十五年，潭陽余文台刊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新刊翰苑廣記補訂四民捷用學海群玉》二十三卷，明武緯子撰，萬曆三十五年序，潭陽熊氏種德堂刊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新刊天下民家便用萬錦全書》十卷，萬曆中刊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新刻鄴架新裁萬寶全書》三十四卷，明沖懷撰，萬曆四十二年序刊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二）《二十四孝詩選》：
元末福建的郭居敬編纂，全名為《全相二十四孝詩選》（《北京圖書館古籍全本書目》，集部，元別集類，p.2301）。據鄭振鐸所云現存最古版本為洪武刊本，《中國版畫史圖錄》等有首頁的影印。
[１０]
長澤規矩也已經提到的可能是這本，封面題叫「二十四孝奉親詩選」。
[１１]
日本也有不少抄本，最有名的龍谷大學所?《新刊全相二十四孝詩選》抄本（據嘉靖二十五年刊本抄），早有禿氏祐祥〈全相二十四孝詩選解?〉（《二十四孝詩選》全國書房影印本，1946）一文對之進行研究。最近，對於北京圖書館所?洪武刊本，橋本教授也有詳細地介紹。
[１２]
加之，臺北故宮博物院也有日本慶長六年（1601）抄本。
[１３]
日本文學和美術史方面也有不少相同的研究成果。
[１４]
日本文學的《御伽草子》「二十四孝」就是這個系統。其中的二十四孝子如下：
大舜、漢文帝、閔損、曾參、王祥、老萊子、丁蘭、孟宗、董永、黃香、姜詩、蔡順、唐夫人、吳猛、剡子、庾黔婁、郭巨、黃山谷、朱壽昌、王裒、＊張孝張禮、＊田?、楊香、陸績
?有＊號的張孝張禮和田真是《日記故事》系統「二十四孝」裏沒有發現的孝子。
上一節提到《孝行?》是根據華北流行的「二十四孝圖」而編纂，對比之言，元初以降在福建進行的編纂?蒙書的《詩選》系「二十四孝」，內容上可能按照朱子學的關心選擇孝子故事。例如唐代以後?加的「割股」，雖然在宋元墓和《孝行?》提到〈義婦割股〉（王武子妻）的故事，但是《詩選》系「二十四孝」沒有，這之所以認為不合適的例子是反映元代發生的價值觀的變化。
[１５]
再者，洪武年間對割股發了令禁，洪武皇帝這個強烈獨裁君主統治下，割股是不可能公開地收錄「二十四孝」的。例如洪武二十七年，山東青州府日照縣民江伯兒，為了治癒母病，祈禱於岱嶽祠，誓云「母病癒則殺子以祀神」，
[１６]
「既而母病癒，竟殺三?子以祭」。有司上聞，洪武皇帝大怒，說「父子天倫至重。禮父服長子三年。今小民無知，滅倫害理，亟宜治罪」，「遂逮伯兒，杖之百，遣戍海南」（《明史》卷296，孝義傳，沈德四）。重新規定由於父母之病「不得已而割股臥冰，亦聽其所為不在旌表之例」。
[１７]
宋朝神宗時期朱壽昌辭官尋找生母的故事非常有名，當時王安石、蘇軾都作「朱孝子詩」，很多好事的士人?揚他孝順而編纂《送朱壽昌詩》三卷，
[１８]
可以?一大盛事。比方說，蘇軾有詩題云「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之五十年，去歲得之蜀中，以詩賀之」，
[１９]
還有當時不少隨筆提到朱壽昌的時候，常有「剌血書佛經」的記載。邵伯溫《邵氏聞見錄》（中華書局，1983）卷十三：
朱壽昌者，少不知母所在，棄官走天下求之，剌血書佛經，志甚苦。熙寧初見於同州，迎以歸，朝士多以詩美之。
再者，沈括《夢溪筆談》卷九，人事一，更詳細，佛書有「水懺」，
[２０]
聽說想見父母者誦之應如所願，日夜誦之用血書懺，加之印刷施人。
朱壽昌，刑部朱侍郎巽之子，其母微，壽昌流落貧家，十餘歲方得歸，遂失母所在，壽昌哀慕不已，及長，乃解官訪母，遍走四方，備?艱難，見者莫不憐之。聞佛書有水懺者，其說謂欲見父母者，誦之當獲所願，壽昌乃晝夜誦持，仍刺血書懺，摹板印施於人，唯願見母，歷年甚多。忽一日至河中府，遂得其母，相持慟?，感動行路，乃迎以歸，事母至孝。復出從仕，今為司農少卿。士人為之傳者數人，丞相荊公而下，皆有朱孝子詩數百篇。
再者《續資治通鑑長編》也有「以浮屠法灼臂燒頂，刺血寫佛書」的記載。《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十二，神宗熙寧三年六月
[２１]
駕部郎中朱壽昌，巽之子也，其母劉氏。壽昌生二歲，巽守長安，出劉氏嫁民間，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訪求不獲，飲食罕禦酒肉，與人言輒流涕。以浮屠法灼臂燒頂，刺血寫佛書，冀遂其志。又棄官入秦，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復還．行次同州，得之，劉氏時年七十餘矣。
又《宋史》孝義傳（卷456）也提到「刺血書佛經」。其實當時的士人好像感覺孝道和這個誦持《水懺》功德的佛教因素之間並沒有矛盾。可是朱壽昌尋找生母時候主要依賴佛教信仰的事情，現在的「二十四孝」中完全沒有提到。這種隱瞞佛教的動向，可能從《小學》以後開始。這些事情可以認為朱子學者提升儒教的孝道的優點，故意捨棄「以浮屠法灼臂燒頂，刺血寫佛書，冀遂其志」等佛教色彩。
如果檢討其他的孝子，《孝行?》系二十四孝沒有吳猛，虞韶《小學日記》十卷（日本蓬左文庫?嘉靖45年朝鮮刊本）
[２２]
也沒有吳猛。《詩選》推測是在福建選定，並錄取?省江西盛行的道教教派重要人物，對於這個可能性下面再講。再者，黃庭堅也同一個省江西的人物，是以《二十四孝詩選》中加上黃庭堅，所以上述的推測並非毫無根據。
《二十四孝詩選》乃是明代中期流行的「二十四孝」版本。例如朱由鑿「書二十四孝圖後」（《惠園睿製集》卷十，?著）：
孝乃自然之良心，本然之至善，篤於孝者，大則可以動天地，幽則可以感鬼神。聖如大舜，賢如閔損，雖遭人倫之變，不失天理之常。漢文湯藥親嘗冠百王之孝。曾參嚙指心痛，表一體之分。孟宗泣竹而冬生筍。王祥臥冰而雙鯉出。丁蘭之刻木肖像。董永之傭工得縑。姜詩之汲江泉湧。郭巨之埋子得金。田氏之枯荊而復發。豈非孝感之大者乎。扇枕如黃香。?橘如陸績。不驅蚊如吳猛。又皆孩提之孝，出於天性之自然也。讓肥如張孝。得乳如剡子。拾椹如蔡順。自有感化之誠，本乎天幾自動也至，如王裒、楊香、老萊子、黃山谷、朱壽昌、庾黔婁、唐夫人輩至孝、天成名垂汗史。天豈有為而為之者邪。蜀人孫仲深氏，繪二十四人為一圖，好事者珍?秘密。余索而玩之，知其有勸世之深意，非繪畫無益之圖。且仲深筆力精緻，可以與李龍眠，顧愷之之徒並駕云。
《惠園睿製集》十二卷是蜀惠王朱由鑿文集，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弘治十四年(1501)序刊本，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國家圖書館都有影印本。上引文乃蜀王所作，蜀惠王朱由鑿成化八年進封而於弘治六年薨（《明史》卷101），
[２３]
所以上引文章可能反映成化至弘治年間四川的情況。所謂的「蜀人孫仲深」生平不詳，如其云「好事者珍?秘密」，可見蜀王所見的「二十四孝圖」，原繪者也許是明前期的人。
以上是四川的例子，又同時期江西地區讀「二十四孝詩」的例子，有羅汝芳〈臨川傅母官孺人墓誌銘〉（《羅明?公文集》卷四）：
孺人為邑南洪塘官聲亮女，生平性溫而敏，父授以《小學》諸書，即稍知大義，至誦《二十四孝詩》，則喋喋夜分不置，笄歸傅公，序執婦道甚謹。事祖姑與姑，咸盡誠款。（中略）豈君成自天性，然皆孺人善導之功所致也。及應貢司訓建安，孺人隨養日誨君以立師模，無辱紫陽之?。尋陞晉府教授，即命辭檄歸故里。里族中女伴相過，無親?，必索所?巾帨與之，且時歌《二十四孝詩》，以忻忻勉勸。
據羅汝芳所云，丙寅?（嘉靖四十五年，1566）時「官孺人年八十三」，則此女生年約當成化二十年（1484）左右的十五世紀末葉。羅汝芳《羅明?公文集》五卷，有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崇禎五年(1632)序刊本
[２４]
。這史料反映明中期《詩選》系的「二十四孝」在江西流傳的情形。
（三）《日記故事》：
《日記故事》有些版本卷一列有「二十四孝」，此系統乃萬?以後到目前最普遍的「二十四孝」，而且也是現在的兒童書中常常發現的。其特點是把《詩選》系兩個孝子田?、張孝張禮，改為仲由、江革。川瀨一馬早已提到《典籍便覽》之中有「二十四孝」的記載（卷二、經世部上、父子）。
[２５]
很多《日記故事》版本中現在最容易看得到的是《新鍥類解官?日記故事大全》七卷（汲古書院《和刻本類書集成》第三輯，1977），這本是據日本寬文九年(1669)正月中尾市朗兵衛覆明萬曆中劉龍田刊本影印。因為這本後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再據汲古書院版影印，所以是最普遍，最容易看得到的版本。原本是張瑞圖校，劉龍田梓（卷二卷首），卷末蓮台木記說「皇明萬?新?／劉龍田精梓行」，可是封面有題字「日記故事／忠恕堂詹敬菊梓」。根據薄松年「古樸純真的建安古代版畫」說，劉龍田是喬山堂創始者劉福棨子劉大易（1560-1625），字龍田，「本業儒，後功名不就，乃?承父業?意刻書」。劉玉田是他兄。劉龍田刊行醫書最多，以《重刻元本題評音釋西廂記》、《全像大字通俗演義三國志傳》聞名。
[２６]
這個劉龍田刊本是否還留下萬?初年刊行時候的體裁，又劉龍田和忠恕堂詹敬菊的關係現在還不清楚。
[２７]
《日記故事大全》之中的二十四孝子如下：
孝感動天（虞舜）、親嘗湯藥（前漢文帝）、嚙指痛心（曾參）、單衣順母（周閔損）、為親負米（周仲由）、賣身葬父（漢董永）、鹿乳奉親（周剡子）、行傭供母（後漢江革）、?橘遺親（後漢陸績）、乳姑不怠（唐唐夫人）、恣蚊飽血（晉吳猛）、臥冰求鯉（晉王祥）、為母埋兒（漢郭巨）、搤虎救親（晉楊香）、棄官尋母（宋朱壽昌）、嘗糞憂心（南齊庾黔婁）、戲彩?親（周老萊子）、拾椹供親（漢蔡順）、扇枕溫衾（後漢黃香）、湧泉躍鯉（漢姜詩）、聞雷泣墓（魏王裒）、刻木事親（漢丁蘭）、哭竹生筍（晉孟宗）、滌親溺器（宋黃庭堅）
其實《日記故事》系「二十四孝」的詳細由來現在還不清楚。可以確認年代的《日記故事》版本之中，到現在為止所知道的最早的是日本內閣文庫所藏的萬?三十九年刊《新鐫徽郡原板校正繪像註釋便?興賢日記故事》卷一「二十四孝」（內閣文庫367-73）。
[２８]
好像《日記故事》系「二十四孝」到了萬?後期才流行起來。本書有很多版本，根據橋本教授的研究所提到的版本如下：
《新鐫徽郡原板校正繪像註釋便?興賢日記故事》四卷，萬?三十九年刊（日本東京，內閣文庫367-73）
《新鐫徽郡原板校正繪像註釋魁字便蒙日記故事》四卷，萬?四十二年刊（北京圖書館）
《新刻大倉藏板全補合像註釋大字日記故事》四卷（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仁井田文庫20363）
《忠信堂四刻分類註釋合像初?日記故事》四卷（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封面「忠信堂熊鹿台發兌」
《重刻初?日記故事》四卷（尊經閣文庫）封面「書林鄭夢齋刊」
《日記故事餘芳》二卷（國文學研究資料館所?縮影資料，據祐??荷神社中川文庫藏本）
《便?聯輝日記故事》三卷（內閣文庫367-72）封面「書林魏岐鳳梓」
其他，歐洲有幾個地方也藏有《日記故事》系的「二十四孝」版本。例如巴黎Paris法國國立圖書館Bibliotheque Nationale de
France有兩種：
[２９]
《新鍥重訂補遺音釋大字日記故事大成》（卷二題）八卷（Chinois:1392）。
[３０]
《新?註釋演?二十四孝故事》五卷（Chinois:3287），卷二題「新註便蒙演?日記故事」。
另外，位於德國沃爾芬比特爾（Wolfenbuttel）市內的圖書館Herzog August Bibliothek也藏有一種《日記故事》：
《新刻標題二十四孝大魁日記故事》存卷一、卷二（Fuchs
Nr.147）。康熙十九年刊。封面題「名公日記故事」。
[３１]
其他跟《日記故事》同類的?蒙書《雜字》也列記《日記故事》系「二十四孝」，例如：
《新鐫?補類纂摘要鰲頭雜字》卷一上段「二十四孝」[３２]（日本內閣文庫278-214）
《?補易知雜字全書》卷首，?代名賢（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仁井田文庫20357）
《金閶三槐堂新刻增訂釋義經書便用通考雜字》外卷（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仁井田文庫20360）
《?補玉堂註釋雜字大全》二卷二冊，先賢名士類（瑞典Sweden遠東圖書館）[３３]
再者，?田教授介紹蓋有項元汴的印章的「趙子固二十四孝書畫合璧」，就是明代中期以後所製作，也是《日記故事》系「二十四孝」。
[３４]
這可以說當時《日記故事》系的「二十四孝」普遍化的情形，而且有不少影響。
清末嘉定人瞿中溶撰《二十四孝考》（臺北：廣文書局，1981）道光十五年〈序〉，解釋這種現象?：
世俗有坊刻《日記故事》一書，為?里塾師與蒙童講?者。前列「二十四孝」，始於虞舜，終於宋之黃山谷，必是南宋以後人所為。
這裡提到的「二十四孝」就是屬於《日記故事》系統，也就表示《日記故事》成為「二十四孝」通行的版本。而且「為?里塾師與蒙童講?者」，如上所說，對識字階層來說《日記故事》和《雜字》之類是開始啟蒙的讀物，而且到處都可以看得到，所以對者而言感覺得很貼近，自然很容易會連想到《日記故事》系的「二十四孝」故事。現在的兒童書中「二十四孝」也主要是這個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