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研究

姚旅所撰《露書》，以往學者提及者不多。謝國楨先生在四十年前（1960年）所著的《明清筆記叢談》中，曾對《露書》予以簡要介紹。書中認為該書各篇中，「以風篇、錯篇記當時的事實，最為詳核。」又云：「他曾遊歷京洛，北上太原、洪洞、大同，南涉嶺海，還到過雲南。所經過的地方，人情風俗，節候風氣，戲劇樂舞，都有所記述。還記載了些朝鮮、琉球、越南諸國及西南少數民族的習慣；以及西洋利瑪竇等人東來的事蹟。」謝先生認為其中有很多可採的資料，例如有關樂器各條，「很可供音樂家的參考。」書中所記的雲南火把節的資料，「也有其參考價值。」另外，謝先生又舉到書中所記關於歐州人東來的事蹟，以及煙草傳入中國的事實，都是不錯的史料。 [1]

昔日讀謝國楨先生書中此段記述時，遍查臺灣各圖書館，均未見收藏該書，深以未能通讀全書為憾。五年前，《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刊行，於該叢書子部中見《露書》， [2] 惜以正撰寫博士論文，未能細讀。近日細讀此書，殊覺當中所載，誠如謝國楨先生所言，極富史料價值，爰是將書中關於明代社會經濟方面之史料，予以進一步介紹，以為明代研究之助。

依據現存資料，有關於姚旅的生卒年不詳，僅知其為萬曆、天啟年間人。至於其個人事蹟，亦不甚了了。據錢謙益記載：「旅字園客，初名鼎梅，莆田人。以布衣游四方，卒于燕。著《露書》若干卷。詩苦吟，不多作，有集行世。」另據朱彝尊言：「園客放浪湖海，綴拾舊聞，《露書》一編，頗存軼事。其評隲一時詩家，遠比敖器之，近續王元美（王世貞）。」 [3] 然而，姚旅的集子，個人目前尚未見到。

明末，李維楨曾在為《露書》所作的序中說：「園客好遊，足跡幾遍天下」。 [4] 從姚旅所撰的《露書》來看，其一生行跡，確實遍歷南北，最北至宣府及京師，西北經豫至晉、陜；並曾溯長江西上，經江西、湖廣至四川，又到過兩廣，還去過雲南。而上京及返閩路程中，曾經歷浙江、南直隸、山東、直隸等地，亦自不待言。

姚旅早年的足跡，現已不明。青年以後，僅知其於萬曆二十五年（1597）冬，可能因為入蜀而在武昌停留，適逢黃鶴樓被燬。 [5] 至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底自四川東返，除夕當晚，泊舟於白帝城下，「縱飲口渴，命童子汲江水飲之」，覺江水「味甚醇甜」，即使是中冷、惠泉的水，也要「頓減聲價」。 [6] 隔年春，由四川歸福建途中，泊舟於新灘，遇暴雨。 [7]

萬曆三十年（1602），姚旅客居南京秦淮河畔。 [8] 第二年的冬天，僦居淮清橋，對面即是娼妓聚集的桃花渡。 [9] 直至萬曆三十二年冬天，姚旅猶在南京，曾與友人讌集於秦淮河畔。 [10] 在客居金陵時，加入了金陵詩社，因此留下了一些詩於《金陵社集詩》中。 [11] 萬曆三十四年（1606），姚旅曾客居青州知府盧作仁署中。 [12] 至萬曆三十八年（1610）仲秋後，北上京師，適遇朝鮮貢使入京，獲朝鮮使者贈予高麗扇及紙刀。 [13] 萬曆三十九年初夏，自北京南返，曾泊舟於鎮江之奔牛鎮。 [14] 至南京後，將《露書》交予張爾建，託其刊刻，隨即又匆匆趕往山東。 [15]

萬曆四十一年（1613），姚旅曾至山西。 [16] 萬曆四十二年自北京南返。 [17] 據其書中所記，萬曆四十二年十一月廿一日晚上，他人在浙江新昌縣令署中。 [18] 而在萬曆四十四年，曾返回福建莆田，在家「始見鶴蘭」。 [19] 但萬曆四十五年，又「客楚」。 [20] 萬曆四十七年（1619），又再至京師。 [21] 天啟二年（1622），亦曾客居湖廣的江夏。 [22] 其後的蹤跡不明，何時死於北京，則不清楚。

姚旅所撰《露書》，現存有金陵徐登刻本。 [23] 據其自序言，是書之作，萌於萬曆三十年客居南京時，但無暇下筆；其後於萬曆三十四年（1606），客居青州知府盧作仁署中，始著手撰述。 [24] 據天啟二年（1622）侯應琛為該書所寫的序，稱其「艾年」（即五十歲）而「足跡幾天下遍」，則該書梓行時，姚旅的年紀已超過五十歲。 [25] 然而，令人感到可惜的是：該書在出版過程中，曾兩度遭遇火厄，因此現在所見的刻本，已非原來全豹。據其自序云：

辛亥（萬曆三十九年，1611），書粗成，抵秣陵，屬張爾建芟訂，隨刻日發程入齊，以事稽晷，刻書燬於火。時爾建借宅讀書，先是夜坐，聞瓦上多人馬聲，……。余己未（萬曆四十七年，1619）方續成，壬戌（天啟二年，1622）持二冊就友勘市語，偶寄市肆，暮歸，肆反扃，仿偟達旦，其夜果復燬。惟是潦略付梓，……。 [26]

姚旅是一個對知識有多方面興趣的士人，從《露書》的內容，可以看出這點。其所撰《露書》，自言係「追憶昔者，凡身之所交，口之所談，足之所履，目之所觸，耳之所聞，及一切可喜可愕，輒命管。」 [27] 最後成書，得十七萬言，分〈核〉、〈韻〉、〈華〉、〈雜〉、〈跡〉、〈風〉、〈錯〉、〈人〉、〈政〉、〈籟〉、〈諧〉、〈規〉、〈技〉、〈異〉十四篇，共十四卷。其中內容，上通先秦，下及當世，但以明代為多。

清人在《四庫全書總目》中稱此書：「詞氣獧薄，頗乖著書之體，其〈核篇〉所論經義，率毛舉捃拾，無關大指。〈韻篇〉亦猥雜不倫，〈諧〉、〈異〉諸篇，尤多鄙俚，至謂屈原宜放、馬遷宜腐，以其文之繁也，傎亦甚矣。」 [28] 然而，雖然《四庫全書總目》編者對此書的評價不高，但就如前面朱彝尊所說的，此書「頗存軼事」，書中不乏一些明代珍貴的佚聞及史料。

舉例來說，姚旅曾依據親身經歷，記到關中在嘉靖大地震後所出現的地下水位下降及地溫現象：

關中王孫長房招予遊（長安）曲江，不羈宗族，謂曲江昔時掘地三尺即及泉，自嘉靖末年地震後，十尺始及泉；昔時冬無青草，地震後，冬且原原芊芊，不殊春日。驗之，信然，蓋地氣漸煖耳。 [29]

以往，關於嘉靖三十五年（1556）關中大地震的研究，談及關中地震後水位下降，僅言及渭南縣在地震後，「水泉半堙，而桔皋以廢」；亦及華縣鳳谷寺石泉涸廢，泉中養魚為此中斷。 [30] 此一材料可做為補充。

滇南遞公文，有雞毛一枝、炭一塊在手，即知為火速飛遞，十日之程，兩日便至。 [31]

此條資料也甚有價值，可補充明代驛遞制度研究之不足。 [32]

另一方面，《露書》當中也記載了不少外族的資料。其中即記載了宣府城外的蒙古定住民：

宣府熟夷重客，至其家，榻地而坐，主人先牽生羊以獻，隨對客宰烹，熟則盛以器，戴於首以獻。方宰割、奉嚐、侑食，即有歌妓挾琵琶列侍。客酬主人，須以布帛，在客厚薄，不計尋丈。賞妓須針線之類，若以黃白，則主與妓皆不免有怒色，以為賤己也。 [33]

此一資料可讓我們清楚地知道，蒙古人在明末時已定居於宣府城附近。 [34] 另外，姚旅又據所目擊，談及定居蒙古人的住屋形式：「北狄、西戎，皆用帳房，行即捲之，惟熟夷有房屋，以茅結之，或圓或方而頂尖，如保定近邑民間小屋耳。」 [35] 凡此皆它書所未詳及者。

書中並提到琉球宮廷喜演福建子弟戲：「琉球國居常所演戲文，則閩子弟為多，其宮眷喜聞華音，每作，輒從簾中窺。讌天使長吏，恒跪請典雅題目，如《拜月》、《西廂》、《買胭脂》之類皆不演；即《岳武穆破金》、《定遠破虜》，亦以為嫌。惟《姜詩》、《王祥》、《荊釵》之屬，則所常演，每嘖嘖羨華人之節孝云。」 [36] 另外，又談到「琉球國等威，以手巾別之。手巾者，裹首帛也。紫手巾最貴，即國相、大夫之類。黃手巾次之，紅、綠等又次之，青者為下。王手巾則兼用五色。我使往封，彼皆華服來見，不復用彼服色矣。」又云：「琉球國理錢穀官，謂之哪霸官。」 [37]

姚旅在書中，又記及其與來華歐人羅華宗的談話：「南海在粵，可達京師。往時海運往往揚帆，蓋由東海而北海也。頃見羅華宗云：自北海而西海而抵南海，則是四海周流，西北隔於戎狄，人莫由至耳。羅華宗者，西洋人，慕華而至華，衣冠、飲食、言動，皆宗華者。余問：『西洋布，出若國乎？』答云：『彼小西洋，吾所居大西洋，在京師之背北海中，去京師不遠，阻於韃靼，不能飛越，故必至南海焉。自西洋至南海，須閱三歲，海中自有小島，小島自為一國，時可泊舟焉。』問其酒，則蒲萄也。華宗與琍瑪豆同國，或云琍瑪豆之徒，其道稍遜；或云琍瑪豆之友。琍瑪豆善天文，所著圖，與中國頗異；且善煉丹。余問華宗供帳所出，云家中時有至粵者，此殆託言，或亦善煉丹乎？」 [38]

又記及海澄人在明末已仿製自鳴鐘：「近西域琍瑪竇作自鳴鐘，更點甚明，今海澄人能效作。」 [39] 同樣地，這兩條資料也可以讓我們對明末中歐文化之間的交流，有多一點的認識。

他也談到福建莆田的風土病──「著沙」，以及治療方式──「刮沙」：

莆有著沙之病，令人腹痛、手足冷，狀若傷寒，治之只用頭髮繩，刮兩臂上及頸上，令發紅，謂之刮沙。又內服薑湯而已。稍甚者，以針挑背上白筋如線，刃斷之，愈。最甚者，以針刺十指尖，出烏血即愈。 [40]

丁巳（萬曆四十五年，1617），余客楚，遇漳浦趙廣文云：「今歲泉州甚疫，死者數萬人。士大夫多親見鬼，後鬼言欲索食於粵，士大夫盛設侑席為餞，皆穿大紅，親與鬼酬酢。」 [41]

此事，〔康熙〕《福建通志》亦有記載，但僅云：「大疫」， [42] 未有傷亡描述，此條正可補其不足。

此外，《露書》還記錄了相當多的方言資料，包括閩粵、金陵、北京、洪洞以及山東、關中、湖廣等地的土語。 [43] 如記福建人「稱客不曰『兄』，必稱之曰『人客』。」又談到莆田、泉州、漳州一帶的人，稱夫為「翁」，而漳州人「謂婦人所私者」為「路頭翁」。又提到漳州人稱「替人受杖者」為「赤腳兵」。 [44] 又記關中有一方言叫「趿破鞋」，蓋「關中軍士至冬守邊，多不在家，其婦即與人私，不甚索人錢，故人謂之『趿破鞋』。」 [45] 除了方言之外，姚旅也在書中記錄了許多蒙古語。 [46]

　　總而言之，《露書》對於研究明代後期的歷史而言，是一本極為重要的筆記類資料，其中除了上舉的一些資料之外，還有大量的社會經濟史方面的材料，頗值得加以介紹。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1] 見謝國楨，《明清筆記叢談》（臺北：仲信書店據1980年再版盜印，出版年不詳），頁38-43。

[2] 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子部第111冊，頁526-804。

[3] 清‧錢謙益輯，《列朝詩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96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丁集卷7，頁332。〔清〕朱彝尊，《靜志居詩話》（《明代傳記叢刊》第9冊，臺北：明文書局，1991），卷18，頁661。關於姚旅的生平，又見〔清〕潘介祉輯，《明詩人小傳稿》（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鉛印本，1986），卷4，頁159。道光《福建通志》（臺北：華文書局影同治10年刊本，1968），卷213，〈明文苑‧興化府〉，頁3921下-3922。

[4] 《露書》，卷首，李維楨〈露書序〉，頁528。

[5] 見《露書》，卷10，〈錯篇下〉，頁723。

[6] 見《露書》，卷7，〈雜篇〉，頁662。

[7] 見《露書》，卷14，〈異篇下〉，頁801。

[8] 見《露書》，卷首，〈露書自序〉，頁534。

[9] 見《露書》，卷9，〈風篇中〉，頁698。

[10] 見《露書》，卷12，〈諧篇〉，頁761。

[11] 見清‧錢謙益輯，《列朝詩集》，丁集卷7，頁332-33。

[12] 見《露書》，卷首，〈露書自序〉，頁534。

[13] 見《露書》，卷9，〈風篇中〉，頁704。

[14] 見《露書》，卷14，〈異篇下〉，頁801。

[15] 見《露書》，卷首，〈露書自序〉，頁535。

[16] 見《露書》，卷14，〈異篇下〉，頁802。

[17] 見《露書》，卷12，〈諧篇〉，頁760。

[18] 見《露書》，卷14，〈異篇下〉，頁801。

[19] 見《露書》，卷10，〈錯篇下〉，頁736。

[20] 見《露書》，卷13，〈異篇上〉，頁783。

[21] 見《露書》，卷12，〈諧篇〉，頁760。

[22] 見《露書》，卷13，〈異篇上〉，頁787。

[23] 見《露書》，卷首，李維楨〈露書序〉，頁528下。關於該書刊行時間，謝國楨先生言在崇禎年間，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者，則定為天啟年間。

[24] 見《露書》，卷首，〈露書自序〉，頁534。

[25] 見《露書》，卷首，侯應琛〈露書序〉，頁532。

[26] 見《露書》，〈露書自序〉，頁535。

[27] 見《露書》，卷首，〈露書自序〉，頁534。

[28] 見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128，〈子部‧雜家類存目五〉，頁764。

[29] 《露書》，卷7，〈跡篇〉，頁673。

[30] 參見賀明靜編著，《（1556年）華縣地震災害研究》（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0），頁92。

[31] 《露書》，卷9，〈風篇中〉，頁702。

[32] 蘇同炳的《明代驛遞制度》（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69），以及劉廣生所編的《中國古代郵驛史》（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1986），均談及急遞舖，但均未及應用此一資料。

[33] 《露書》，卷9，〈風篇中〉，頁705。

[34] 明末名將滿桂（？-1629）即為宣府的蒙古人。據清‧陸奎勳所撰的〈滿桂傳〉云：「滿桂，蒙古人，自幼家宣府。」見《陸堂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270冊），卷16，頁695。

[35] 《露書》，卷9，〈風篇中〉，頁705。

[36] 《露書》，卷9，〈風篇中〉，頁704。承徐玉虎先生告知，此條資料之記載可能言過其實，福建子弟戲應該是中國冊封使抵達時，才演出做為招待，平常應是不演的。

[37] 《露書》，卷9，〈風篇中〉，頁704。

[38] 《露書》，卷9，〈風篇中〉，頁705-706。

[39] 《露書》，卷9，〈風篇中〉，頁706。明末，除了海澄人開始仿製之外，亦有資料提及上海人也加以模仿。事據明‧佚名，《雲間雜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244冊）云：「西僧利瑪竇作自鳴鐘，以銅為之，一日十二時，凡十二次鳴，子時一聲，丑時二生，至亥則聲十二。利師同事之人郭仰鳳，住上海時，上海人倣其式，亦能為之，第彼所製高廣不過寸許，此則大於斗矣。」（見頁488）

[40] 《露書》，卷9，〈風篇中〉，頁702-703。

[41] 《露書》，卷13，〈異篇上〉，頁783。

[42] （康熙）《福建通志》（收於《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卷63，〈雜記〉，頁2678。

[43] 《露書》，卷9，〈風篇中〉，頁708-711。

[44] 《露書》，卷9，〈風篇中〉，頁708。

[45] 《露書》，卷9，〈風篇中〉，頁711。

[46] 《露書》，卷9，〈風篇中〉，頁715-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