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的國小校園，椰子樹在微風中輕輕搖曳，層層疊疊的樟樹葉影中，傳來陣陣蟬鳴。夏日永晝的驕陽，不到七點鐘已經高掛天空。一點都看不出來，這座城市前一天夜裡有二十五萬人民走上街頭，憤怒地要真相，要求國防部道歉，徹查案件，甚至總統下台。
還有一個角落，有十幾位歐巴桑，在晨光中練唱日語歌。他們唱了何日君再來、唱了榕樹下，唱了許多「大部份人只知台灣版歌名」的日文歌。
然後，他們唱了「化作千風」。
請不要佇立在我墳前哭泣，我不在那裏，
我沒有沈睡不醒，化作千縷風，
我已化身為千縷微風，?翔在無限寬廣的天空裏。
如果說凱道上二十五萬人合唱的「你甘有聽?咱的歌」，唱出了許多人胸臆中的怒氣與憤懣。週日清晨國小操場旁，歐巴桑們徐徐吟唱的「化作千風」則有一種靈魂從高空俯視的感慨。
曾經有一位人類學家記錄了大溪地島民的話：「一個憤怒的人就像一個瓶子。當他裝滿時，他就開始往外滿溢出去。」大溪地的語言裡面有四十七種詞彙描述不同程度和表現的憤怒，但他們幾乎沒有任何詞彙和悲傷有關。
凱道上的二十五萬人，和成千上萬在電視機前面認真關注這件事情的各式各樣台灣人民，我們的身軀在那個當下究竟滿載了什麼樣的情緒而外溢呢？是憤怒，還是悲傷，抑或是一種無法言傳的情緒狀態？
因為洪仲丘案的發生，我們共同經歷了一段情緒動員的過程。
但我們似乎還沒釐清，究竟這樣的情緒因何發生、又往何處去？在長達五十年沒有戰爭的期間，和軍隊有關的種種情緒，其實是壓在重層的國族圖騰底下，沒有被處理過。以致於當它爆發出來時，我們甚至說不清，到底是因為洪仲丘的遭遇而感到憤怒，還是因為它勾起了自己服役期間的負面經驗而憤怒，或者就是因為「莫名奇妙為什麼這麼多條生命要為了『不存在的戰爭』這種名義冤枉犧牲」而憤怒，還是說我們就是在生這座島嶼的氣，對於此時此刻生為島民而感到憤怒？
圍繞著軍事審判法大幅改革，軍事審判案件回歸司法，媒體報導說「軍心渙散」，「社會上有很嚴重的軍人仇視情結」。甚至問道，「我們真的需要一支部隊嗎？」
台灣幾乎有二分之一左右的人口都在部隊裡面待過，但除了像電視劇「新兵日記」、電影「成功嶺上」裡面販賣的同袍情誼和當兵糗事之外，我們怎麼樣看待這個社會裡面最龐大的行政體系：軍隊？到底軍人和我們的關係是什麼？
是的，軍隊是一個很龐大的組織，幾乎是「另外一個世界」，而且陸軍、海軍、空軍、海巡、憲兵、後備，彼此之間差異也很大。因為曾經戒嚴將近四十年，這個島嶼上許多的空間都屬於軍方，很多時間記憶也和軍隊連結在一起。但軍隊有自己運轉的邏輯，曾經這個邏輯席捲了整個島嶼，但現在退縮到他自己的領域，只剩下當兵的時候，才會有機會進去體驗。
即便如此，進去和出來似乎都經歷了一種特殊的儀式，像是喝了孟婆湯一樣，民間社會和部隊生活，似乎有不可跨越的距離。然而，部隊畢竟還是存在於這個社會上，不時就會有些事情，勾起那些像陳年頑垢一樣的服役記憶，在類似洪案爆發的時刻，捲土重來。
很多義務役的都會說，那些志願役軍人在他們的小世界裡逞威風，但出了社會，他們什麼都不會，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能做什麼。這種說法雖然往往是被操、被狂飆的時候吐露的氣話，但也多少反應出那個小世界和外面社會的差距。
有一年春節，我在還沒拆除的光華商場附近看到服役時的部隊長官。他沒認出我，但我認得他的樣子。當時他牽著青春期的女兒，曾是威風八面的上校科長，現在的神情就像一隻衰老的野獸，沒有任何光采，雙眼呆滯，灰髮蓬鬆，眼神飄忽，好似活在另一個世界。
我們瞭解這些志願役軍人嗎？他們的生命和這個社會如何銜接？其實，很多軍人還是非常敬業的，即便不知為何而戰，即便老長官跑到中國去置產，和解放軍握手言笑，他們在部隊裡面還是照樣操練，該做的事情一分沒有少。這些認真而堅持專業的軍人，值得我們的尊敬。
那麼，為何在洪案新聞報得沸沸揚揚的時候，軍人又似乎變成一堆窩囊廢？
我們真的那麼討厭軍人嗎？
大約二十五年前，我們經歷了民主化的過程。當時許多人主張軍隊國家化，高喊黨政軍退出校園、退出媒體。軍隊在當時，或者說一直到現在，都是被當作社會中的「他者」，是外於社會而存在的統治機器，是一個比國民黨還要更像異形的組織，太陌生了，或說「太熟悉因而不認識真正的它」。
大多時候，軍隊都以「社會大眾裝作它不存在」的方式繼續存在下去。這種「假裝不存在」，一方面是因為生活領域的差距太大，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台灣社會不知道怎麼樣面對軍隊。
軍隊可以說是國族主義最強大的靠山。美軍陣亡將士的靈柩回到本土時，無論民間或國家所進行的各種儀式，無不都在激發強烈的愛國主義。從而，戰爭所牽動的國族記憶，無論是仇恨、無奈、悲傷或憤怒，經常是最難消弭的，橫亙數個世代而不滅。台灣社會在民主化之後，沒有辦法再用「反攻大陸」這樣自欺欺人的字眼來觸發戰爭記憶，來鞏固愛國主義。而在軍隊國家化的路途上，也因為國家定位的座標漂移，導致軍隊逐漸淪為各個政黨試圖透過政治手段（如階級晉升）來控制的對象而已。
軍隊沒有辦法在這個新興民主國家的發展歷程中，找到自己清楚的定位。或說這個國家沒辦法清楚地定位他的軍隊。
因此，能做的只有鞏固既有的地盤（軍方資源、軍購、徵兵制），重複既有的軍中儀式，透過義務役士官兵作為軍隊與民間社會耦合的渠道。然而，這種耦合終究只是建立在空洞的社群倫理上，所以民間社會始終不瞭解軍隊，也經常懷抱不滿，軍方人士也很難說自己的職業是有尊嚴的，經常會覺得自己的價值被貶低，不受尊重。其實，彼此的憤怒往往是隔空交戰，欠缺實質的社群價值基礎作為溝通平台。
軍隊不瞭解社會，而這個社會和軍隊的距離更是很遙遠。
這次軍審回歸司法，媒體報導軍方大老認為這是國軍在台六十年遭遇最大的危機，部隊裡面的軍人也覺得國軍已經被踩扁了，相對剝奪感很強烈。這樣的情緒反彈到極致，就覺得洪案到底要做到什麼程度社會（或偏狹地以為「洪家」）才會滿意？然後，有人發起九三穿軍服挺軍人的活動。這種反彈很直觀，大多也停留在形式上的軍人的權利義務進行討論，而無法進入到深層的情緒結構去觀察。
很多軍方人士到現在可能都還不明瞭，為什麼洪案所引發的情緒可以溢流這麼廣？
洪仲丘不是第一個，可能也不會是最後一個死於軍中的義務役士官兵。但他的死亡必須要有個意義。
就像許多死於戰爭中的士兵，他們的死亡也必須有個意義。沒有意義的死亡不僅讓往生者的生命完全被否定，也連帶讓他周邊的親人朋友覺得他們和往生者的生命記憶被降格，變得不重要了。甚至覺得他們被這個社群摘除了可以成為社群成員的資格。因此，他們所發出的，不僅僅是情緒上的憤怒，更是倫理上的要求：為什麼可以這樣處理我們的生命？
洪仲丘案件要的真相，不僅僅只是「軍法審判的結果能否讓社會大眾接受」這種類似「顧客滿意度」的意義。這個社會想要知道：軍隊如何面對它和民間社會的關係，如何處理「每一個進入軍事體制的公民將會受到何等待遇」的問題。
整個七月，我們的社會都在找尋那個意義。
那個意義，並不是刻意和國軍對抗或對立，而是試圖去釐清國軍和這個社會的關係究竟是什麼。那個意義必須建立在民主社會所共享的價值倫理上；軍隊作為共同社群的一份子，必須從這樣的價值秩序裡面去找到自己的位子。
所以，軍隊需要先從過去的國族主義裡面鬆綁開來，取消種種近乎行屍走肉的儀式，重新與這個社會和解，認清自己在台灣已然成熟的民主社會中，應當扮演何種角色。這正是在民主化過程中，軍方始終欠缺的重要行動。
軍隊不可能脫離社會而生，除非它是一個反民主的軍隊，是一個延續獨裁者路線的軍隊，是一個專門壓迫人民的軍隊。很顯然，大多數的台灣人民都無法接受，軍隊繼續扮演這種角色。
不管是用「軍隊國家化」或「軍隊正常化」，不管任命文人部長與否，真正的關鍵在於：軍隊之於台灣這個政治社群，究竟要扮演何種角色？
如果這個問題無法釐清，人民始終無法把自己的生命和這個軍隊結合在一起。洪案引發的不滿，不只是因為一條寶貴的生命隕落，而是為什麼要為這樣的軍隊犧牲年輕人的生命？為什麼國家可以繼續拿人民的稅金去養這種部隊？到底憑什麼？它捍衛了什麼？它和我們有什麼關係？這些問題應該是許多台灣公民內心無法跨過去的問題。
這支軍隊要徹底變成真正屬於台灣人民的軍隊，不是只靠任命文人部長就可以達成，它必須在民主社會中重新建立自己存在的意義，重新建構他和社會成員的關係。而且，不止軍人在找尋自己的意義，社會成員也在重新反思軍隊之於台灣的意義。透過這個意義相互構成的過程，軍隊才能重新進入台灣這個政治社群。
洪案開啟了這個契機，賦予軍隊和台灣社會重構共存關係的契機。要不要接受這項挑戰，就看軍方怎麼想了。（或者應該說，這是三軍統帥的責任。）意義建構是巨大的挑戰，但不能因為巨大就怯步。這是未完成的民主化歷程──如果我們還願意繼續、一起在這個島嶼共同生活下去，一起像清晨國小操場上的台語電音舞曲、日語老歌和傳統絲竹一樣生機盎然地共存下去。